1142年1月27日(阴历十二月廿九日)，宋高宗下达命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宋代史料并无“风波亭”的记载)，时年39岁;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们都为之哭泣;消息传到金国，金国大臣们为此酌酒庆贺，并说：“和议自此坚矣!”
此后一千多年，我们都知道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是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以及杨存中、张俊、万俟、何铸、罗汝楫等人，但还有一些帮凶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号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家军里就有不少陷害岳飞的内鬼。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雲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反水的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 (《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
“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 (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 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 (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 以为殿前司副统制”(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稡编》卷24《张宪辨》) 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
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 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 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 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 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
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至少从表面看，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 ，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
特别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岳飞者岂能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又岂敢杀害岳飞?
虽然在国家危难之秋，舍身勇战、杀敌保国的职业军人不少，但靖康之耻后，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宋军主将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 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 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 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
由此可见，岳飞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自律可以，但要求他人就未必管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