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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那么聪明,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

说到司马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了,这个一直在课本里面的经典故事,显示出了司马光过人的智慧,但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虽然很从聪明,但是后来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进行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实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司马光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反对?下面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司马光王安石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写了一本流传千古的史书《资治通鉴》,一个是强硬的改革家,那么一个写书的文人和一个改革家怎么会搅在一起,司马光王安石究竟有什么恩怨,导致司马光在执政之后把王安石的所有变法内容都废除了?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朝廷以行政手段插手经济。王安石认为,社会已经混乱无序了,朝廷必须要出手,全面插手经济运行。

政见不合朝廷插手经济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当时朝廷不颁布《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贷,受到有钱人的压榨。而朝廷插手之后,就缓解了这个问题;再比如当时的商人故意囤积居奇,导致物价上涨,老百姓被迫受压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国营物流公司、国营商场后,老百姓就不用再受这重压榨了。

另外,王安石改革还有很多正面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这么多好处,司马光为什么还敢站出来反对呢?司马光的理由是这么说的:朝廷全面插手社会经济运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这些改革都是出于好心,但最终也会把事情办坏。

2、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

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说得好听,说什么“民不加赋”,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换了个明目,变相盘剥老百姓。如此这样还不如直接加税来得爽快。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光的话,有道理。王安石变法期间,确实有很多法令失控,导致变法明明是办好事,但却搅乱了社会。而正是王安石的这个弱点,让司马光抓到了攻击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绩很一般,在三司的作为也很一般。不过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给他撑腰,这使得他虽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后来却通过扎实的学术水平和给朝廷提意见,变成一个出色的礼官和称职的谏臣。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缺乏政务能力,但又长时间担任谏臣,骂人骂爽了。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模样?

想必肯定就是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视甚高。对事物本末倒置,习惯了只骂人,只提意见,但不办事的官僚作风。前面说了,王安安变法是有问题的。一个有问题的变法,再加上一个习惯了提意见的职业喷子,司马光怎么可能不反对王安石?

3、司马光缺乏经验

关于司马光缺乏从政经验的论断,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司马光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一直至五十三岁担任知长安京兆府。在这期间,他没有担任过主官。知县、知州、知府,一路监司主官,他都没有担任过。什么主管经验都没有,可想而知,他的从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后,司马光历任官知谏院、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直至王安石开始变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也是以练嘴为主,缺乏办事经验。

实事求是的说,以官僚的角度来看,司马光是不称职的。当时习惯性练嘴的官员也不止他一个,但像他这样完全没有施政作为的官员,还真难得找。就连苏轼在基层为官时都还留有著名的“苏堤”。司马光和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

有人给司马光鸣冤,说他不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式的激进变法。

这个观点我承认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台滚蛋后,司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础之上,把选择权交给了民众。通过司马光这么一改,上等户可以选择服役也可以选择交钱雇人服役,而下等户也可以不再需要缴纳免疫宽剩钱。对比王安石搂钱的政策,司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对于穷人而言。

但我还是要说,司马光这些小修小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他往死了喷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办法,积贫积弱的问题仍然存在,那么他喷的意义在哪里呢?这难道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抬杠而抬杠?

4、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背后的南北方对立

私人意见北宋开国,以北方为根本,逐步南下,灭掉南唐、后蜀、南汉等国,统一中原。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朝政,不让南方人在朝内有话语权。南方人受打压,你觉得南方人会怎么样?不用想,当然是借各种机会翻盘了。

事实上,通观王安石改革,主张改革的恰恰就是以南方人为主,而重因循的守旧派,也恰恰就是以北方人为主。

王安石江西人,司马光是山西人,如果以淮河为界分南北,那王安石就是南方人,司马光就是北方人。他们各自的同盟伙伴,比如改革派的吕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旧派的韩琦、程颢、程颐是河南人。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争了。

想想看,司马光作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通过变法获得话语权时,他能没私心吗?当然,反对改革的人里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苏轼和欧阳修。

不过他们与司马光这类旧党相比,反对改革的力度并不大。属于是游走于新旧党之间的理性中间派。换而言之,政治位置决定了司马光王安石改革的立场。如果他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或许他反对的立场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由此可见,司马光之所以会发对王安石,其实掺杂了很多政治上以及个人对王安石的不满,因此也就不难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以后,当司马光执政后,便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

从此以后宋朝陷入了无尽的党争之中无法脱身,很多人把党争归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马光的举动才是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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