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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治好的?

因为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让很多人最近的关注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发生,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不过,其实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而且在古代也有过,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瘟疫”。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恐慌的,那么古代的瘟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重又是怎么样被治好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2.古代的瘟疫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瘟疫”。所谓的瘟疫,按照今天的理解,即一种易流行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的古代,每当瘟疫发生时,经常会发生大量的人口死亡,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何会发生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与传播。产生原因可分为两个要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知的四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经常是很难预料的,而且它们有时甚至是相伴而生,造成严重后果。水灾和地震的直接后果都是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大量的人畜尸体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便容易形成疫病的传染源。旱灾和蝗灾则是造成庄稼欠收,粮食不足,继而导致人畜的死亡和传染源的形成。二是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王朝交替时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夺、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之后,不免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周,也容易形成疫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不再赘述。

当这些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发生时,人们会进行迁徙来躲避灾难,迁徙使得疫病广泛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即使不发生迁徙,人们相聚而居,接触频繁,也极易导致疫病的流传。所以一人得病,可能全家乃至全村都跟着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面对瘟疫肆虐时,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地应对。就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在瘟疫来临之前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早已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行防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而中央的救治由于时空的距离,也难以及时到达地方。就个人而言,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的营养状况变得十分不理想。人体营养缺失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如此一来,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就更加容易了。

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个部分是人类在与各种疾病不断斗争。所以,社会的进步亦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防范和治愈,体现在人的健康得到有效和长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奋斗。生而为人,所以才要更努力地维护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三国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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