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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将开国功臣全家处死为何没有斩草除根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诏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了宰相胡惟庸,并下达了一系列的诏书文件,革去中书省,废除宰相制,提升六部职权,朱元璋借此机会,进一步发动“胡惟庸党案”,主要针对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开国元勋,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朝廷专门成立了特务组织锦衣卫,大肆搜罗“胡党”罪状,一时间,朝野动荡,满朝皆胡党,此案总共牵连各级官员达数万人之巨。

胡惟庸在《明史》中列在《奸臣传》中,这一点并不冤枉他,但朱元璋发动的这场政治大清洗,却让很多人遭受牵连,甚至满门抄斩,比如说,大明第一功臣李善长就成为了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如果说除去胡惟庸是其咎由自取,那么,为什么要除去所谓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呢?朱元璋就不怕天下人有意见吗?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如杀戮功臣、文字狱及廷杖。网络配图

笔者认为,功高盖主始终是一个普遍原因,而且李善长还曾经出任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宰相,要知道,朱元璋是极其厌恶这个职业的,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在朱元璋眼里,会认为是无视帝王的权威和赤裸裸的挑衅。

有明一朝,真正做过宰相的,除了祸害胡惟庸,就是这大明第一功臣李善长了,说起李善长,早年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为朱元璋平定四方,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明初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有巨大贡献,他对明朝的建立可以说有着不世之功。

由于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里,他越来越觉得宰相对于皇帝的权力行使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于是,他对李善长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依赖到现在的厌恶,果然,洪武四年,李善长致仕,主动放弃了中书省左丞相的巨大权力,但求保个平安。

除了功高盖主这样比较普遍的理由,笔者还认为,朱元璋杀李善长,已经将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为一党,二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善长朱元璋的眼里,已经成为了“胡党”的重要成员了,这似乎更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善长退休后,朱元璋给予了相当的礼遇,赏赐了大量的钱财、土地,李家一门上下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提升为太仆寺丞,朱元璋还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许配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的显赫可想而知,不要小瞧这个女人,正是这个儿媳妇,让李善长吃了定心丸。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不到十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被处死,株连一大批“胡党”,李善长立马觉得危险了,列位看官应该知道,胡惟庸可是靠李善长一手提携起来的,他中书省丞相的位置,也是李善长极力向朱元璋推荐的,而且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还是姻亲关系,李善长这“胡党”的嫌疑是难免的了。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网络配图

看起来蜻蜓点水,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朱元璋何尝不想杀李善长?正如朱元璋与太子朱标那段着名的对话,朱标劝父亲杀人太多,恐伤和气,而朱元璋却把一根长满刺的树干扔在地上,让朱标捡起,并告诫朱标,我这么做,都是为你消除隐患啊!李善长何尝不是那树干上的刺头呢?“拔刺”计划是否能顺利进行,在朱元璋看来,关系到子孙后代能否顺利掌握政权,这才是朱元璋最大的心病啊!

笔者认为,朱元璋必须杀李善长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只有杀了李善长,才能把打击面从以前的“胡案”引向延续的“李案”,才能让“拔刺”计划顺利进行,李善长作为淮西一派的代表人物,功劳大,地位高,权力重,威望显,连刘伯温都称赞,只有李善长能够调和诸将,协调阴阳,大明建国之初,大量的权力掌握在武将手里,李善长以一介文臣,能够让诸将心悦诚服,就凭这一点,足够让朱元璋忌惮了,而且只有拔掉李善长这个“刺头”,才能将淮西一派的人物一一铲除,光靠“胡案”,在朱元璋看来,涉及面还不够。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只对李善长予以小惩呢?朱元璋有一个很大的顾及,因为仅以李善长推荐胡惟庸失当来治其罪,显然是不能杀李善长的,须知,“免死铁劵”上,李善长可免“三死”啊!

这也是就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一直没有了结的原因,因为,朱元璋始终想通过“胡惟庸党案”扩大打击面积,已达到“拔刺”的目的,要想整倒李善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让“免死铁劵”失效才行,根据“免死铁劵”所言,只要不是谋反的大罪,其余死罪都可以赦免,可见,必须要能证明李善长谋反才行。

▍明初的一众功臣中,李善长以其资历之深而素有威望,他年长朱元璋近二十岁,被称为”里中长者”。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伏诛”,牵连死者甚众,而“善长如故”。时年六十余岁的李善长虽然在胡惟庸案的第一次冲击下屹立不倒,十年后却以同样的罪名结束了生命与政治生涯。网络配图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朱元璋继续利用“胡惟庸党案”,按说一个“擅权植党”足以杀了胡惟庸,可朱元璋为了除掉李善长,不断升级“胡惟庸党案”,将罪名由“擅权植党”上升为“通倭通虏”,明朝最大的忧患就是“南倭北虏”,胡惟庸“通倭通虏”,足见其“谋反”之罪状,而通过李善长与胡惟庸的特殊关系,可以牵连出幕后的李善长亦涉嫌谋反。

为此,朝廷公布了一份李善长之弟李存义的供词,这李存义就是胡惟庸的亲家,作为胡李两家的联络人,他表示,胡曾经许诺李,事成之后,将淮西地盘分给李家,李善长思虑良久,只是说了一声:“我老了,你们自己去搞吧!”李善长并没有劝阻,更没有揭发,这成为了李善长谋反的主要证据,当然这份证据极有可能是朱元璋授意之下,锦衣卫炮制出来的。

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十年之后,朱元璋亲自定案,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李家上下七十余口,一并处死,他的儿子李琪,因为妻子是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而幸免遇难,还有两个儿子李芳、李茂也因为公主之恩终于活了下来,昔日的大明第一功臣一家,靠着这个儿媳妇,总算是留下了一丝香火。

诸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等数十位开国功臣受到牵连,一场大案下来,被诛杀的人达数万余人之重,李案是胡案的延续和扩大,实在是一场充满阴谋、血腥和暴力的政治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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