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后将近两千年，曹操依旧很忙，忙着在各种书里当“人生导师”。人们已不再纠结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专注于如何“用好”这个人。变化速度之快，功利性之强，也可以视作这个浮躁社会的某种缩影。这个景象不要说曹操本人想不到，恐怕就连几十年前撰文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不会想到吧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曹操是最具争议者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在奸臣和枭雄这两极中摇摆。“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之类的话为他“招黑”无数，而政治、军事上乃至诗歌创作上硬邦邦的成绩也为他赢得了受人尊重的资本。作为着名人物，历代对他的评价也同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很值得研究一番。
历史原因：《三国演义》中的奸臣形象影响深远
人们印象中，曹操是个坏人，这多半要拜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赐。“拥刘反曹”的整体架构使得这部书把曹操定位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地位。之后的几百年中，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各种文艺作品(戏曲、评书、小人书等)将曹操这种恶劣形象不断强化。
然而，曹操的形象并非一开始就坏了的。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是以魏国为正统的，从篇幅上就可看出：《魏书》一共30卷，《吴书》有20卷，而《蜀书》只有《魏书》的一半，15卷。在描写上，他也对曹操尊敬有加，尊称并没有称帝的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而刘备、孙权则仅被称为“先主”、“吴主”。陈寿还高度评价曹操为“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讨伐高丽途中，亲自写了一篇《祭魏太祖文》，肯定曹操的能力和功绩：“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
对曹操评价的转差，是与国运、政局以及领导人的个性密切相关的。简单说，当国运昌盛，政局稳定，国家由强人主导时，倾向于将曹操评价为“好人”;一旦国运衰败，国家面临分裂，乃至被迫偏安一隅时，曹操“奸臣”的一面便会放大。例如南北朝时期，南朝人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就选用了一些曹操的负面材料。
刚刚去世的袁阔成先生曾说过365回本的评书《三国演义》，很多人都是听着这部书长大的。
到了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值宋朝鼎盛时期，尊曹之意占据主流，书中也以曹魏纪年。而到了南宋，偏安的境遇与三国时蜀国的遭遇达成了某种契合，“尊刘抑曹”的思想开始风行起来。大学者朱熹就在自己的着作《资治通鉴纲目》中，抛弃了曹魏纪年，代之以蜀汉纪年。
南宋之后的元朝，汉人被蒙古人统治，民间“反曹”情绪更甚。到了罗贯中所处的明朝，“拥刘反曹”已成绝对主流，作为普及读物的《三国演义》将曹操写成“坏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文艺表现：曹操定义了京剧中的“白脸”脸谱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意思是在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一个当好人，一个当恶人。好人对应的是红脸，恶人对应的则是白脸。这里边的红脸、白脸源于京剧的脸谱，或者更进一步说，来源于关羽和曹操。
京剧脸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很多外国人当做中国的象征。他们觉得通过脸谱的颜色就能分辨人物的性格、脾气、忠奸、善恶，很有趣。有首叫《说唱脸谱》的歌，很形象地反映了脸谱的趣味：“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beijingopera……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上述歌词中的每种脸谱颜色，都对应着一类人。其中白脸意味着人物奸诈多疑、阴险狡猾、刚愎自用。这类人最突出的代表即是曹操。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叫得上名字的奸臣，如赵高、严嵩、秦桧等人，也逃不出被画白脸的命运。
早期曹操的京剧脸谱，眉间是黑色的
因为京剧早期多靠师徒相授、口耳相传，已经很难说清是先有“白脸=奸臣”这个祖训，才把曹操画成白脸的;还是因为曹操本人肤色偏白，才从曹操开始将白脸定为“坏人必备”的。总之，京剧舞台上的那张大白脸，对曹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奸臣，有很大的加成作用。
建国之后，毛泽东在私下及公开场合多次谈到要为曹操翻案。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疗养。针对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是个“白脸奸臣”的话，毛泽东发表了一番评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这种翻案之作在当时并不是一致叫好的。1959年，话剧《蔡文姬》公演，演出结束后郭沫若请大家提意见。陈赓大将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党的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