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是。这事儿，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先看外部，开宗明义一句话：多次北伐是符合诸葛亮乃至蜀汉集团一直以来的最高战略部署——隆中对的。隆中对的核心在于天下三分，占据荆州、益州，联吴抗曹。但是，如果局限于此，那么刘备和诸葛亮复兴汉室的计划是无法实施的——只有防御的战略怎么进取天下呢？因此，诸葛亮对于进取天下的布置是这样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在这个部署里，刘备率军从汉中进取关中，关羽领兵从荆州突入中原，两路并进合击以图霸业。而现实里，无论是诸葛亮多次北伐，还是关羽水淹七军威震中原，都表明了这一计划是具有可行性的。
但是，这一计划有一个大前提——天下有变。也就是说，只有在曹魏自身遭遇变故之时，这一计划才具有可行性。如果双方相持，以曹魏天下十占七分的实力，蜀汉是很难有机会的——关羽威震中原的事实也表明，只有当曹操率领主力与刘备在汉中相持，其他地区防御相对空虚时，才能取得威震中原、逼的曹操考虑迁都的战果。
那么，在关羽失荆州，刘备病逝，诸葛亮独揽大权之时，蜀汉的外部环境已经不能和建安二十四年相比了。在这时，积极北伐变成了一种主动追求、制造“天下有变”的手段：通过多次北伐，保持对曹魏关中地区的压力，伺机取得战果(典型如袭取陇右，击杀王双张郃)，期冀在外部压力下曹魏内部发生问题，进而达到“天下有变”的目的。
在我看来，这一战略显然是有效的——在多次北伐中，诸葛亮既锻炼了军队，又取得了战果，还给予了曹魏足够的战略压力(诸葛亮一死曹睿就一改明君气象开始大兴土木)。至于最终没能北伐成功，只能说人事已尽，天命难成。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诸葛亮后几次北伐的对手——司马懿，得益于在关中地区的长期运作，积累了足够的实力与地位，而最终也正是司马氏代魏，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幽默吧。
再看内部，北伐是团结蜀汉各派势力、维持政局稳定的重要手段。
三国时期蜀汉地区本地势力与外来政权的冲突一直存在，刘焉就多次诛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而益州豪强也在刘备兵临成都城下时背叛了刘璋，说服其献城出降(讽刺的是，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了邓艾兵临成都之时)。当刘备自荆州入川，夺得益州之后，就一直面临着荆州士人、益州土人、刘备的嫡系实力等多种派系之间的斗争。
当刘备去世后，为了继续维持蜀汉稳定，诸葛亮只有用北伐的方法，将内部的张力向外释放，在北伐的政治正确下各派系势力间的相互斗争相对淡化，加之以诸葛亮法治严明，算是维持住了蜀汉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也正因如此，当诸葛亮去世，失去了控制的各派系间迅速发生了相互斗争，费祎被刺，姜维、诸葛瞻、黄皓间的矛盾，放弃抵抗的本土派系，这一系列问题都开始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