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在川西北一下两上，纵横5000里，辗转驻留16个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最为艰难险阻的篇章。在雪山草地，由于自然和人为的诸多原因，粮食问题成为红军生存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和生死存亡。
【粮食供给问题严峻的原因】
“雪山草地”主要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地处四川省的西北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该区域南北长约410公里，东西宽约360公里，总面积82700平方公里。“雪山”指红军长征翻越的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打古山、虹桥山、鹤鸽山、巴郎山、党岭山。“草地”指红军走过的川西北草原沼泽，包括阿坝草地、红原草地、瓦切日干乔沼泽地、色既坝、年朵坝及班佑草地。“雪山草地”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是川西北的高寒地区，地势险峻，气候甚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该地许多区域渺无人烟，物产不丰。当时有人曾统计过“川西区总人口计78038户，344249人;农作物以产玉蜀黍著称，大小麦及黄豆次之。年产稻约1000石;马铃薯约500000斤;玉蜀黍约90000石;青稞约70000石。牲畜川西区有牛2000000头，羊520000头，马骡驴150000头，猪100000头，有名之西狗约有50000头。”以上并非精确统计，只是个估算，特别是农产品，估算当时年粮产不足一亿斤，人均粮食在二三百斤之间，全区年均总储粮仅在1000万斤左右。红军长征过境之前，川西北地区隶属于“四川松、理、懋、茂、汉屯殖督办署”，1935年改为“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当时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各族人民深受封建压迫和经济盘剥，长期过着贫困生活。在正常年景，农区贫雇农每年缺口粮在半年以上，中农也在三四个月左右。如遇到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势必造成供求的尖锐冲突。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红一方面军辖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共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四军、独立师及妇女独立团、炮兵团、后勤机关近十万余人。其在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之中，缺衣少食，军供不济，带入该地区的粮食和军需品不多。红军人数占所控制地区总人数的l/2。在红军集中的地区和主要行进路线上，红军人数超过了当地居民人数。红军在该地区与民争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川西北地区特有的始终突出的矛盾。红军一到该地区，立即感到粮食问题的沉重压力。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从1935年6月中旬到9月上旬，10万红军在20多万人口的川西北地区停留了近3个月。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到10月底四方面军主力南越夹金山举行天、芦、名、雅战役，约9万红军在该地区境内停留了一个多月，近2万留守部队和后方机关、医院等在大小金川地区驻扎近10个月。1936年二、四方面军会师后，5万红军过境北上又是一个多月。红军驻留时间长，面对如此大的粮食需求，深知只能维持30余万人口粮食自给的川西北地区必然难以承受。如果按红军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每人每天耗一斤粮食计，总消耗粮食当在2500万斤至3000万斤左右。这相当于红军集中留驻的茂县、松潘(一部分)、理县、汉川、黑水、大小金川、丹巴、马尔康、壤塘、阿坝地区年产粮食的50%以上。参加过长征的邓颖超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外，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尤其是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肖锋在《长征日记》中写到：“在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问题已成为当时红军急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1、成立筹粮组织，加强领导管理
摆在红军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要为过雪山草地筹集粮食。为了筹集粮食，红军建立了严密有力的组织体系，成立了专门的粮食委员会，积极为红军部队、后方机关、医院等筹粮。地方政权设有粮食部，专管筹粮工作;西北联邦政府和省苏维埃、县苏维埃、乡苏维埃都有粮食委员会，形成强大的筹粮工作网络，对粮食进行统一的保管(粮库)、运输和分配，实行定量供给。根据记载，红军先后成立了芦花和毛儿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其中“黑水、芦花粮委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在汉川县威州宝子巷和涂禹山设有两个粮食集散处，由红军后勤部派人掌管。汉川县各级苏维埃都设有一个秘书，负责掌管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及游击队筹集的粮食。在懋功，红军组织了苏维埃“筹粮队”(俗称“打粮队”，实际上是后勤部派出的人员)，深入到村寨筹集粮食。在黑水的瓦钵梁子，红军建立了苏维埃，负责组织筹粮工作，并在几个寨子中心的地方，设有一个粮食仓库，集中储存粮食。这些组织在红军长征中对筹粮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实行有效的筹粮措施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红军在“雪山草地”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筹粮：
(1)号召节约用粮，严格拟定粮食分配计划;加紧粮食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将自己的粮食支援红军。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的《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指出：“各部队除五天休息所需的粮食外，应筹足七天粮食准备携带，以后不论向何地行动或休息，都应有七天储粮。……每人每天食量：麦子一斤四两，包谷杂粮一斤二两，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干粮，每一斤鲜肉作半算。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2)缴获战利品。红军在川西北地区攻占了近10座县城和官寨，缴获了部分粮食、军需品。红军在懋功县接管了国民党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20万斤左右。
(3)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劣绅、地主的粮食;向商人和当地群众购买粮食，这是当时常用和通用的筹粮方式。在羌族聚居区，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普遍展开，筹粮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筹粮时，由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以地主豪绅为对象，开仓开窖，将其粮食予以没收。此外，红军在各处都设有国家商店，用现金或实物收购粮食。金川苏区的国家粮店初期每天能收买粮食数千斤。
(4)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和窖藏，留下银元或欠条;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板借条。一些群众受地方政府胁迫，离家离寨，把粮食驮运到边远的深山岩洞里，或藏在家中的地窖、夹壁墙、牛圈里。红军迫不得以只有运走藏匿起来的粮食，留下欠条，甚至还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总政治部于1935年7月18日专门发布了《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5)后期筹粮变成筹集可食物，甚至去周边地区筹集粮食;还熬制土盐。到了后期，粮食问题越来越尖锐。1936年7～8月间，红军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缺粮严重，许多衣单体弱、食不果腹的战士长眠于荒草之中。为了生存，部队常常是遇见牛羊，即“围而筹之”;甚至派出部队专门到偏远的草地深处寻觅游荡的牛群、羊群，一旦发现，立即迂回围截。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驻金川留守部队，在给养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组织部分力量，远征西北筹集粮食、牲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红军缺盐现象严重，所以熬制土盐也成为红军筹集粮食的一项重要工作。红军请来会熬制土盐的藏羌师傅作指导，将含有盐分的盐石、泥土用水浸泡，取汁熬盐，约每200斤盐土可熬盐三四斤。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辗转于九座雪山之间。其历史奇迹的创造，是与成功解决粮食给养问题分不开的。红军充分利用了川西北地区的粮源，理智地分配和使用了该地区仅存的有限存粮;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牛羊马等牲畜，食其肉以充饥，利用其皮毛制作衣服、鞋;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蔬菜水果充饥;充分利用了该地区丰富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红军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还表现在没有发生大量百姓因饥荒死亡和大批红军战士饿死的情况，没有使“与民争食”的矛盾公开化和激烈化，能使军民始终保持一种团结友好的关系。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因为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照搬苏区的阶级斗争作法;团结民族、宗教中上层爱国人士，不没收大喇嘛、头人的财产，联合他们共同反蒋抗日，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红军执行严格的纪律，实行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拿东西要给欠条;不破坏寺院，不伤害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感情等，很好地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巨大支持，最终成功地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