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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最近,因为李嘉诚投资越南,以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暂时低迷,关于产业链外迁东南亚的讨论又火了起来。本文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是经济、资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如何去把控调整,考验的是国家智慧。我们应全面、理性看待。虽然对外贸易相对兴旺,但越南的贸易主要嵌合于美国的消费网络,而生产主要嵌合于中国的生产网络,因此越南极易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以及通达世界市场的“中介”。

  近年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的讨论热度不减。这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要素相近,越南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分析样本。由于美国对华大幅增加进口关税,中国制造业确实出现了加速向越南转移的现象。

  值此之际,越南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试图争取“世界工厂”地位,并在203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后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戈登·汉森(Gorden Hanson)公开表示,如果一定要选“下一个中国”,那就是成长最快的越南和孟加拉国。

  于是,这一话题在世界范围内越炒越热。如今,许多越南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在十年内赶超中国。可让人诧异的是,中国国内也有个别人,为越南制造唱起了赞歌。其论调包括“三星原来在中国有2亿部手机产能,但现在都转移到了越南”等等。对于这一议题,有必要明确的一个观点是:越南要成为“世界工厂”,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另外,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本质,是国内供应链规模及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后的“溢出”,而且在“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背景下转移的主要是低端制造业。

  越南,下一个“世界工厂”?

  首先,越南的国家资源有着天然上限。历史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先后有三个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即英国、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时的共同基础条件包括: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足以及市场庞大等。反观当前的越南,只在人口体量上勉强过关,缺乏足够的自然基础要素支撑“世界工厂”级的规模。

  其实,越南对应的模板应是日本。狭长的国土、接近破亿的人口,让越南确实像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的日本。但是,即便日本在制造的巅峰时期,也未曾达到过“世界工厂”的层次,只是在部分高技术制成品领域取得过领先优势。所以,越南制造与其说要取代中国,不如先将当年的日本或者韩国作为对标对象。

  其次,越南的工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正如格申克龙准则所总结的,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重化工业必不可少。这是因为,重化工业约等于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制造了大量原料、材料和工业器件等生产资料。然而,越南现有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重化工业占比非常少。

  纵观全球,后发国家重化工业往往依靠国家支撑,难以在自由市场中发展起来。中国、韩国与日本就都是在“大政府”推动下,才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越南如今的改革和发展路径,貌似早已投入了所谓“自由化”的一套体系之内,并不具备不计成本推动工业化的决心与魄力。只要这一局面无法改变,越南的工业发展就只能嵌合在美欧主导的经济秩序中。

  最后,越南缺乏自主而完善的产业链。目前,越南制造业的主要运行模式,呈现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即零部件、半成品供应主要来自中国,制成品主要销售市场在美国。这使越南的产业发展异常依赖外贸,在“半体外循环”模式下,越南发挥的主要作用仅是组装、制造成品。因此,越南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的价值非常低。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越南制造业增加值为431.7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90。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相对获得产业链上的更高附加值,是因为产业运行模式类似树状的“双循环”结构。基于完善的产业结构、丰富的国家资源及庞大的市场,这种生态模式孕育了全球最大的供应链网络,既可以实现“无孔不入”的专业化分工,又能彼此配套及生产不同产品。

  由于先天资源和后天建设发展的局限,越南显然无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既然如此,为什么三星、索尼、耐克等外国企业还要把在中国的产能转移到越南呢?

  越南承接制造业产能有自身的限度

  伴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较往日已大不相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快速增长,以及产业升级趋势愈发明显等。这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制造产品的成本优势逐渐被“稀释”。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电子企业迅速崛起也大大冲击了外资品牌。比如,三星在2013年登顶中国手机市场后,就遭到一众国产手机厂商包夹围攻,并迅速沦落至国内二三线地位,最终其在中国仅剩不到1%的市场份额。既没有市场,成本又在上升,三星再在中国生产手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于是,三星就瞄准了在经济发展、政策优惠、人口红利和地理位置上有一定优势的越南。那越南的具体优势是什么?在经济方面,近20年来,越南几乎一直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吸引了日本、韩国等国许多企业前去“淘金”。

  在政策方面,为了吸引外资,越南多次修改了外国投资法,将企业税率降至20%,同时对部分企业实行“两免四减半”等政策,即头两年全免、后四年缴税减半。

  在人口方面,2010年越南人口数为6200万,而如今人口为9875万,十余年暴增3600多万。当前,越南全国人口的中位年龄是30岁,35岁以下青壮年占一半以上,劳动力充足。

  在地理位置方面,越南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距离珠三角地区也很近,这使它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国制造和产业链的利益。

  经过十余年精心耕耘和布局建设,三星已经在韩国本土之外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越南基地”。目前,越南三星拥有涉及手机、电脑、显示器等产品的8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产值占三星集团总产值近30%。从越南角度来看,越南三星的产值占越南GDP的25%以上,三星产品出口额占越南出口总额的1/4。在韩国有句流传颇广的话:“韩国人一生逃不开的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如今,想必这句话也适合放在越南人身上。然而,仅仅“吞下”一个三星就成这样,越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

  结论可能并不乐观。可以做一个假想: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越南一半以上,而且工业占经济结构的比重远远高于越南。如果东莞地区的制造业在短时间内都转移到越南,结果很可能是越南制造业迅速膨胀:土地价格暴涨,人力成本大增,同时大量热钱也会涌入,从而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人民财富被洗劫一空,最终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等。

  这样的“经济高烧”,恐怕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因此,越南制造承接的“容量”有着难以突破的自身局限,势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越南对外经贸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阮德成曾对外表态: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国。虽然这位越南专家的表述比较谦卑,但定位还算准确。

  既然越南无法成为“世界工厂”,也无法承接中国制造的巨大体量,那么国内热炒的“制造业外流”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制造业外流”的核心本质,实际上是国内供应链规模以及生产网络不断扩大后的“溢出”。从工业增加值的巨大差异来看,中国真正转移到越南的是部分制造流程中的简单生产和组装环节,即对人力成本较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会遵循“冷酷”的成本计算规则。但是,中国其他高技术制造业或环节,比如高铁、大飞机、核潜艇、半导体等几乎不可能转移出去。此外,虽然对外贸易相对兴旺,但越南的贸易主要嵌合于美国的消费网络,而生产主要嵌合于中国的生产网络,因此越南极易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以及通达世界市场的“中介”。基于此,长远来看,越南制造业之于中国制造业并不会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优化配置以及协同发展的模式。

  第二,低端制造业向越南转移,本质上也是中国持续多年产业升级的结果。早在2012年,中国经济虽然仍在持续飞奔,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已经日益凸显。此后,随着中国开启“腾笼换鸟”“清理过剩产能”等产业政策调整,不少外企纷纷将低端产能转移到海外,同时加码国内高端制造业的布局。比如,三星2018年年底关闭天津手机工厂后,随后立即宣布投资24亿美元在天津新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线。与此同时,三星西安存储芯片工厂二期如火如荼。这一项目投资总额达150亿美元,建成后将使西安成为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除此之外,很多迹象显示,对三星等众多国内外企业而言,中国正在从低端的劳动力工厂,转变成承接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地区。

  第三,中国制造向越南等新兴经济体转移,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区域交流合作加强的产物。早在2008年,深圳国资就在越南海防市倾力打造了中越经贸合作区。经过十多年联合推动,目前中越合作区内已有多家中国行业龙头入驻,涵盖电机、安全气囊、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对越南的相关投资。这使中国成为越南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

  面对低端制造业外溢考验的是国家智慧

  无论如何,中国部分制造业正在向越南等国转移是既定事实。在具体产业门类方面,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制鞋、电机、电子元件以及通信设备等行业企业均有在越南投建产能。这些相对低端的产业越来越多地向越南等国转移,中国应该如何审慎对待?

  目前,中国中西部仍有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廉价土地等资源。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有利于促进当地就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链完善等,从而改善国家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订及推进,国内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作为有担当的大国,中国在产业转移上“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推进中西部发展,属于多维议题。

  综合来看,中国正在发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是经济、资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如何去把控调整,考验的是国家智慧。

  至于中低端产业转移是否会倒逼产业升级,或许只有通过实践才有答案。在本质上,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是一个赛跑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做的是减缓产业链向外转移步伐,以及加快相关核心技术研发;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生产成本。

  另外,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中国还应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减少国际政治因素引起的低端制造业外流,以及保护高端制造业不被迫迁出。毕竟不少低端制造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等仍有不小贡献,高端制造业则一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诉求。

  从历史上看,近一两百年全球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即从英国到美国,到日韩,再到中国,而且基本是从低端制造业转移开始。

  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但在部分低端制造业外流的情况下,一味渲染越南等国的威胁、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开启,或者一味强调中国制造的优势,都不可取,而应该将眼界和格局放在全球、全产业链层面,更加冷静客观、立体动态地辩证看待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

  至于谁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正如前文所述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戈登·汉森坦承:这仍是一个谜题。但一种可能是,“中国将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将分散到中国其他地方;抑或“中国+1”战略兴起,即一些公司继续将大部分制造业留在中国,而部分业务分散至越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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