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响哥按：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位鄙夫”。这一名言形象地指出，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对人存在的意义，即谁都离不开政治，并且都应参与政治。
目前，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有如何呢？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为您奉上此次报告。
来源 | 《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 | 石 晶
调查时间：2016年5月10日—2016年6月10日
问卷发放：面向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网络问卷4886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45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1.2%。
样本构成：
受访者中，男性占56.6%，女性占43.4%；25.6%的受访者为“90后”，37.7%受访者为“80后”，23.0%受访者为“70后”，其他年龄段共占13.7%；日常居住地分布较为均匀，居住地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的受访者各占20.0%左右，居住地为“乡镇或农村”的受访者较少，占9.4%。
重要发现：
①我国公众已经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基本素质较高，而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
②我国公众更愿意参加到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中；具有一定的投票意识，但还受一定的人情因素影响；对于公开竞选具有一定的认同度，并已形成较强的边缘性竞选行为。
③网络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近半数受访者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而网络围观现象不容忽视。
④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其受到性别、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的影响。
报告内容：
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政治秩序的有效保障。在以往的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中，研究者都将投票和选举视为经典的政治参与形式，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也构成了公众政治参与。因此，本次对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调查包括了三个部分，即公共事务参与、投票意识和选举意识。
结合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编制了政治参与量表，并将公众对于政治参与量表的回答赋值、求和并转化为百分制，用以测评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分值在0-100分之间，50分为临界点，高于50分，则可认为公众对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低于50分则相反。总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得分为57.5分，说明我国公众已经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分别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投票、选举意识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后得出，公众对政治参与的意识中等偏上。其中，公共事务参与得分为57.2分，投票意识得分为56.5分，选举意识的得分为58.8分（见图1）。
结论：我国公众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基本素质，新媒体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待拓展
我国在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公众的公民意识得到了增强，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得到了强化，公众开始关注并参与政治。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公民已经初步具备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特质。具体而言，本次调查显示，53.6%的受访者表示“我对国家和社会最近发生的大事均比较了解”，这说明一半以上的受访公众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卷入度，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公共社会生活中，这是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有49.4%的受访者表示“我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等）”，仅有16.7%的受访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公众具备了一般的政治生活常识，这是政治参与行为的知识基础。
同时，本次调查还发现，新媒体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网络等新媒体力量的兴起发展，为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供了一个便捷有效的交流平台，极大程度地汇集各方意见和力量，使得网络参与成为新媒体时代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
最后，本次调查显示，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拓展。60.5%的受访者认为，“我能够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比较少，渠道还需要拓宽”。例如，听证会等征求意见的制度其形式大于实质意义；人大、政协代表与选民联系不密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为直选，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较为紧密，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普通公民一般对代表的熟知程度有限。
结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切身利益关系越密切的公众参与意识越强
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行为意愿的百分比看，与自身利益相关越密切，参与程度越高（见图3）：有55.9%的受访者表示，“只要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征求民意，我就会积极表达想法”，说明一半以上的受访公众会选择在公共事务中发声，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求保障知情权并掌握话语权；52.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村）干部/领导做了有损大家的事，我会坚决反对”，如果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受访公众会对政府部门的某些公共决策行为提出异议；38.7%的受访者表示，“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会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说明对于公共政策的执行，受访公众表现出一定的担当，对公共事务进行自觉参与；36.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发现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或贪污腐败行为，我会向相关部门检举、揭发”。相对而言，揭发政府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度较低。因此，这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最低。
结论：公众具有一定的投票意识，但投票意识受一定的人情因素影响
参与投票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领导人从而影响公共政治，投票是我国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本次调查主要测量了我国公众对于投票的态度是否具有独立意识，在中国社会人情关系法则下投票是否受到面子的影响，以及是否珍视自己的投票权。投票意识的题目设置采用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投票意识越强。通过百分制转化，我们发现，我国公众的投票意识得分为56.5分，超过50分平均水平。因此可以说，我国公众已经具有一定的投票意识，但是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而言，只有21.7%的受访者表示“把选票投给谁都一样”，这说明大部分受访公众能够珍视自己的投票权，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见图4）。42.2%的受访者对“干部人选由上级决定更为稳妥”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这说明我国公众的投票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34.3%的受访者表示“我会把选票投给我认识的人、朋友或者亲戚”，说明我国公众存在一种私利式的参与意识，在投票时有相当部分公众迈不过人情关，因人情往往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连，从而会对自己的投票行为产生影响。如何将传统的人情观引导为现代公民文化，成为公民参与意识培养应切实关注的问题。
结论：公众对公开竞选具有一定的认同度，表现出较强的边缘性选举行为
竞选行为与投票行为不同，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行为，它直接介入政治输入过程，以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直接干预选举结果，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公民意识的表现。
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于公开竞选具有一定的认同度，只有34.7%的受访者认为，“公开选举没有实质意义，只是一种形式”。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在进行公开选举时，我会详细了解每个候选人的为人和能力”，对于候选人行为的了解属于边缘性竞选行为，受访公众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判断候选人是否符合选举要求。相对而言，对候选人能力的判断并发表意见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对候选人发表意见甚至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只有44.8%的受访者表示“在进行公开选举时，我会就候选人的长处和短处在熟人中发表意见”，比例降低，说明我国公众更加关注政治输出过程而非输入过程（见图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人们了解政治过程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途径。通过大众媒体关注问题、表达意愿、影响决策，是当前最常见的公众参与形式之一。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1.5%的受访者通过网络获得时事政治信息（见图6）。可见，网络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公众获得时事政治信息的最主要方式。对于政治参与而言，本次调查显示，46.7%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我来说，网络参政是最主要的参政方式”，40.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对公共事件进行讨论”。可见，在互联网时代下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成为政治参与的新方式。
本次调查还发现，相对于学历较低、收入较低的民众，学历较高、收入较高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意识更强。正是因为网络可以将民众的意愿随时随地向他人传递，所以民众才会积极地在网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希望借助网络来赢得他人或者政府的关注和认同。
对于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如遭遇强拆、断案不公、贿选等），93.1%的公众会加以浏览、关注，可见，网络围观现象在我国公民中普遍存在。其中，有34.5%的受访公众选择转载此新闻或者积极跟帖、参与讨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在本次调查中，一些受访公众表示参与“网络围观”最主要的目的，是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在他们看来，“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有对公共事件发言的权利。在网络围观时发帖、跟帖、转发，哪怕只回复一个‘顶’字，都是在发表意见，行使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网络政治参与较为积极的民众中，有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对政治参与的认同感较弱，如，网络政治参与积极者中，有34.7%的受访公众认为“公开选举没有实质意义，只是一种形式”。这些人对现有的政治体系认同感不足，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参与较为消极，表现出一种政治冷漠，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则会不断发帖、跟帖、批评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
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的感觉，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换言之，一个人的政治效能感越高，其政治活动中的获得感就越高，也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的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力。
对于我国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我们也进行了调查，并将政治效能感转化为百分制，分值在0~100分之间，50分为临界点，高于50分，则可认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较强，低于50分则相反。结果发现，我国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得分为52.0分，说明我国公众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同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首先，本次受访男性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于女性。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其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还远不如男性。
其次，受教育程度影响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效能感越强。本次调查显示，学历越高，其对于最近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大事了解程度也就越高。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其政治活动的卷入度要更高，他们更关心政治，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更高，从而更有可能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回馈。
最后，党员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于非党员。在我国，党员要比非党员更容易参加到政治生活中。同时，对政治活动感兴趣的个体其入党意愿也更强。
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政治知识掌握和政治参与程度上均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在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地域分布的女性群体中，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分布也极为不平衡。
我们将政治效能和参与公共事务意识、参与投票意识和参与选举意识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的三个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和个体的亲身体验，政治效能感强的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反过来，政治参与及其带来的结果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随着政治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到社区或日常生活的政府决策中去，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政治选举中，直接或间接表达政见。而村民自治更是广大村民直接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当公众支持的候选人最终成功当选时，他们会认为直接的投票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政治活动，从而及大地提升了其政治效能感。
综上所述，我国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人们的参与政治活动的观念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进一步扩大公众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活动中，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29.9%的受访者表示，“若我不认识的候选人，人家的选票怎么投，我就怎么投”，在陌生人社会可能会存在投票人不认识候选人的现象，如果投票结果与投票人的利益相关较小，则投票人不会付出很多精力去了解候选人，从而出现投票“随大流”的情况。可见，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取决于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
如果候选人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益，确保投票结果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那么公众就会认真参与政治选举；反之，如果选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那么选举就会被公众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负责任的选举行为就会产生，“随大流”的现象就会出现，选举的漠视心理也会增长。因此，提高公众的有效政治参与需首先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合法合理，这样才能使公众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目前，我国仍在积极培育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公众对于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最强，而对于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共事务，则参与意识较为欠缺。因此，对于政府来说，要通过动员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培养政治参与观念，增强主体意识；对于公众来说，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提高政治参与技巧，积累政治参与经验。
3、拓展多元化的组织建设
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政府很难全面收集到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意愿和利益诉求。为此，可以通过建立合法的社会组织，来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宪法赋予公民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参与权利，也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防范政府不当政策的侵害以及越界行为的发生。通过这些组织将民意进行有效的整合并及时反馈给政府，从而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排解公众对社会的负面情绪，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隔阂。
4、完善并提升政府网站建设
网络参政议政不仅节约了公众的时间和费用，也大大提高了政府在收集民意时的工作效率。但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政府网站的建设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堵塞公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很好地收到群众意见、回应群众的反馈信息。通过对几十个县级政府网站的随机搜索，我们发现有些网站信息发布、信息更新较慢或者更新的信息只有寥寥几字，有些政府网站竟出现“睡眠”现象，完全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公信力大打折扣。政府部门应加强运行政府网站，关注民情，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