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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央行“易主”,易纲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易纲“接棒”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相差十岁的易纲与周小川,身上有着众多相似的标签:都拥有博士学位,被视作央行学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著作颇多;拥有良好的国际沟通能力和视野,因此,易纲的接任被市场视为中国金融改革将无缝延续的最佳注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

易纲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一人。

到了1990年,他就开始独立发表文章,许多文章发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杂志上,另外还有《Journalof Asian Economics》和《Economics of Planning》等。

1990年,他的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他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通货膨胀一直他后来所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同年,易纲还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时他就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担忧,并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1992年、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发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易纲正式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履历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8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以下分享一篇易纲为央行同事出版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的序言,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

本文为易纲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作者:伍戈,李斌)一书所作的序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就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经典著作中阐述了货币数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值得玩味的是,这部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之作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重要宏观变量,其中,后两个(即“利息”和“货币”)都直接涉及货币金融领域,可见宏观经济学与货币金融理论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时过境迁,近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决策层面,大家对货币数量与利率的关系及其政策选择方面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但据我所知,国内外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作品却不多见。我很欣喜地看到,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近期出版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1月),在扎实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央行货币政策实践基础上,切实结合转型中国的现实国情,对有关货币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创新性探索。

通常地,数量与价格是洞察经济现象这枚“硬币”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在供求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将自动实现数量与价格的动态均衡。对货币问题的考察也不例外,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也内在统一于市场的均衡动态之中。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所折射出来的经济信息似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或许是由于微观主体对量价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或许是由于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国在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选择及其演进方面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选择不尽相同的货币政策框架,在美国甚至还出现了对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目标选择上的多次反复历程。

那么,理论上,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目标可否得兼?如果难以得兼,那么中央银行究竟应选择货币数量还是利率价格目标?如果选择了利率价格目标,现实中我们又将如何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逐步转变?这些表面上看似乎是“ABC”的问题,但其逻辑上却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过去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梳理和总结过。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的这本专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除了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之外,我国的货币政策转型还有着十分独特的现实背景,这其中既包括高投资发展模式下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包括“两部门”结构性特征下软预算部门等不断扩张,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却出现“产业空心化”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复杂现象。这些都是研究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所不能忽视的现实经济“土壤”。

从全球各主要新兴市场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来看,目前货币数量目标对于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吸引力不断减小,但由于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不发达等结构性原因,完全基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又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货币政策规则就成为了这些央行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转型中的我国也不例外。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数量型工具仍在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量”和“价”相互协调以共同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成为可能,即在经济转型时期实施以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工具并用的混合规则,这无疑也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现实特征。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近年来,预期管理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强调央行“怎么说”和“说什么”,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期是否稳定。同时,货币政策的演进发展也是一个理论与现实不断创新的过程。例如,货币政策操作的传统做法是调控收益率曲线中的短期利率,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主要央行的“扭曲操作”事实上强化了对中长期利率的调控。近期我国央行进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其中似乎也包含了部分中长期利率调控的“印迹”。此外,随着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货币当局是否应该事前去阻止资产泡沫破裂,还是在事后采取一些措施,该“两难”问题至今仍时常困扰着各国中央银行,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当前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开放经济的视角,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展望未来,随着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推进,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则(体系)将不断趋近“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近期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还提出了所谓“二元悖论”的新观点,即避险情绪导致全球风险溢价的同步变化,阻碍了利差对汇率的调节作用,从而削弱浮动汇率制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此情形下,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本来局限于一些中心国家(如美国)的情绪或恐慌能够迅速传播到全球其他国际金融市场。此外,跨境资本的大规模频繁流动也容易引致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成为实体经济顺周期性与金融加速器的一部分。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不断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既是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的重要前提,也是历史上建立央行的初衷所在。

通读全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的论证过程逻辑严密,资料翔实,充满着智慧与乐趣,引人入胜。不难发现,对于货币理论的一般规律以及货币政策转型的诸多问题,他俩都有着许多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其中,对于许多问题他们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有些可能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但我以为,有时候提出问题或许比找到答案更为重要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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