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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罗霄》小说在线阅读

标语中有些字迹加上一层和墙壁相同的颜色,在加涂的颜色下,隐藏着模模糊糊的字迹,仔细看去,在“杀人放火”四字上面隐约见到“祸国殃民”四字;“共产”二字上面,是“国民”二字。

陈廉急急忙忙走到标语面前,用黑颜色再重叠写上去,这样新的又掩盖了旧的,“祸国殃民”及“国民”等字显了出来,一句反对共产党的标语很快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标语了。

老百姓三三两两,不紧不慢地围拢来,他们脸上颇为平静。只有小孩子,看见壁上红红绿绿,就指手划脚地当美术来欣赏;而有些历尽沧桑的老人们,则发出深沉的叹息声。

陈廉改了几条标语后,指着旧标语,问老百姓说:

“同志,这些标语是几时写的?几时改的?”

一个鬓发斑白的老汉,感叹地说:

“唉呀!几时写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不过知道一点,五年以来,这些标语都是曾经改过多次的。看到红军写,白军涂,白军写,红军涂;他们写的时候,常常高兴地念一次两次,我虽然是个瞎子,但现在无论怎佯改,我也可以认识了,横竖改来改去,不是说打倒你们同志,就是说打倒那些反动家伙。”老头苍老的眼睛向四周扫射一下,继续说,“你们这些改字的地方,墙壁都厚了一层!”

“这里的苏维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成立!”老人干枯的眼里,突然射出一道光辉,“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但五年来前后成立了三次,每次多则一年,少则两三月,就失败了。”

“前后成立了三次?”

“是,正是这样,所以一句标语才翻来覆去地改。”

“苏维埃时代,分了田吗”

“分过的,第一次成立就分了。”

“现在呢?”

“还说什么,一切都完了!”

“那么,你们这里一定有人当红军?”

“有的是。”

“在哪里?”

“有些在彭德怀那里,有些在十六师,有些是在湘鄂赣独立第四团。”

“我有个侄子,叫刘长生。在红军当兵,以前有信回来。去年夏天开到你们那儿就没有信了,所以打听打听。”

“刘长生,好,帮你打听,告诉他寄信回来。”

老头把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都说了,最后还恳求说:

“同志,费心!费心!”

这时有两个乞丐,左手提着竹篮,走到红军面前,恳求说:“同志,讨一口吧!”

陈廉从身上掏出一两个铜板给他们,又和老汉讲话。

“这里的苏维埃成立过三次,也失败过三次,分了的田怎么办?”

“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国民党县政府,本来是要变更土地和婚姻关系。但做起来,也不那么顺利,有些土豪还在南昌不敢回来,游击队有时又来打打圈子,老农们要他分东西就来得很快,要他退就那个了”老汉摇了几下头,“这样拖了四五个月,北面来了一支红军,红旗又插起了,—切照旧。到去年春天。湖州何键的兵来进攻了,这一次进攻和过去不同。军队一到。清乡队,靖卫团、过去逃走的土豪劣绅,一齐到来。不到两个月又翻了天,分了的土地退回了,这还不算,还要倒租,退交废除的地租和利息,何键这一次进攻,除了公开杀人外,还叫本地的反动派组织暗杀队,暗杀革命干部和老百姓,百姓到天黑就关门睡觉,谁也不敢出去,一句话,黑了天。”

“国民党只有半年,北面的红军又打来了,红旗又插起来,这一次苏维埃抬头,百姓特别快活。正当芒种节,土豪的田地都插好了秧,农民照着过去苏维埃政府分的田耕种,大家都觉得那年可以吃餐白米饭。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快要秋收了,白军又来了,两个多月费的力气,又白白送给了土豪。此后红军虽然来过几次,只写几个或改几个标语就走了。”

“这一带的土豪走了吗?”

“没全走。”老头说,“有些去南昌没有回来,有的在碉堡里面。还有一些小土豪红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红军来了照苏维埃的办法,白军来了照国民党的办法。”

“红军家属受欺负吗?”

“怎么不受欺负?抽捐派款按人头算,每个还要罚款五到十块大洋,交不出钱就抓人顶钱。”一位青年大声说,“我们这有两个当红军的,他们以前欠了土豪的钱,后来一定要他们家里还,但无田无土,拿什么来还?土豪就到县里去告状,衙门里出了批,把他们的老婆顶钱还。”

红军战士气愤地说:“老婆也被人抢了!”

老汉垂着头,无神的眼睛眨了两下,慢慢说“我们这里最伤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退田。当着分了田的时候,大家得到一块地,好象从天上掉下来金子一样,下力耕种,哪晓得快要下喉了,又从口里吐出来。还有一件事是自由恋爱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边的青年农民接着说:“他老人家有个外甥女,从小就订婚。革命后,和一个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国民党县政府叫他和李家离婚,去和革命前许过的朱家后生结婚。朱家后生,也和别的女子自由了的,照县的公事办,那个女子也应该和朱家后生离婚,另和以前许过的男子结婚。可是那个男子,也和另一个女子自由,这样一个连一个,从他老人家外甥女离婚起,共有四对半夫妇离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声很好,从这件事出来以后,有些人就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女冤家,其实她也很可怜呀……”

陈廉皱着眉头说:“他们都不会是愿意的。”

“谁愿意,不过是衙门里的公事,没有价钱讲,不然就要叫你‘脑袋吃草’,顶少也会叫你进笼子。”

“呵!”陈廉感慨而十分愤慨地说:“现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头皱着眉头,又羞又愤,似乎不愿意再说,但却不能不说,“她第二次结婚又生孩子了,她现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两家的母亲。她想大孩子,却不容易见面;她也喜欢大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办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揩干眼泪。”

“咦!”陈廉和他的战友,都愤恨而鄙视地说:“国民党!国民党真他妈坏!”

“是,同志!”老人亲切地叫着红军,“国民党把千千万万人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改了——好象他们改标语一样,要涂就涂,要画就画,哪里替别人想一下……”

几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又到红军面前讨吃的。陈廉自言自语地说:“讨口的人多了!”

“是,”老汉说,“多。”

青年农民接着说:

“我们这里现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鸦片烟多——你们看到田里种的烟苗吗?”

“看到了,一路都是。”

“苏维埃时代没有吧?”

“没有!一点也没有。”

老汉忽然笑起来说:“苏维埃时代也有三多,不过不是这个三多罢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粮食多,第二是猪牛多,第三是游击队多。你想想有了这三多,哪里还有那三多。”

“对,对。苏维埃时代没有那三多,鸦片烟是绝了种的。”

“那为什么又种起来了?种烟合算吗?”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烟价高得很吗?”

“价钱是高,但不归种烟的人得。国民党只要百姓种鸦片烟,却不准百姓自己卖。到收烟的时候,由他定价收买,定价只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钱。所以很不合算。”

“不种不行吗?”

“不行。”老汉左手张开五指,左右摆了几下说,“你不种烟,他也要抽捐,照理来说,不种烟也不应该有捐了,不过他不叫烟捐而叫另一种捐名,同志,你们猪猪是叫什么?”

红军猜了一下,没有猜着,老汉苦笑着说:“叫懒捐。”

“懒捐?我种别的庄稼,难道也叫懒吗?”

“同志,那不能由你说。他说你懒种鸦片,所以给懒捐,看你种不种。”

“呀!太可恶了!太可恶了!真是刮(国)民党!蒋该(介)死(石)!”

老汉眉头一皱,好象很不忍说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开口了:

“我们这地方,本来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没有田地,有点田的又要种鸦片烟,所以很多人没饭吃,没力气的,只好讨口。‘肚空必多病’,没有饭吃的人,还管得上病?我们这里病特别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进攻的时侯,见人就杀,见了猪牛鸡鸭也杀,他们把皮一剥,五脏六腑,头和脚都丢了,苏区到处是骨头肉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一带到处都是臭的,后来发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现在,病的还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着急。”陈廉安慰老汉说,“反动派现在虽然占了上风,但总有一天要倒霉的。你们现在虽然受苦,以后一定会翻身。你的侄子我帮你打听,你老人家现在不必挂心,他在队伍里面,和我们一样,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着急,我也知道红军将来会得天下,不过他出去很久,想他罢了。”

“老大伯,我们走了,以后再见……”

陈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见所闻向杜崇惠汇报了。杜崇惠眉头紧锁,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这里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红军家属太苦了。”

他叫来了供给部长,当着陈廉的面严肃地说:“拿出两百元现金,今晚就分给红军家属。”

供给部长面有难色,刚要说什么,杜崇惠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说:“知道你有困难,但要完成。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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