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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问题的问题》小说在线阅读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象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橘柑,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士女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地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咧。

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谀赞风景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它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它离重庆市不过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它的设备是相当可观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象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象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的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着“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隶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填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满种着花草与菜蔬。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雅致的一所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地啼唤。

这一些设备,教农场至少要用二十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象到这是赔钱的事业。

然而,树华农场赔钱。

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盘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地看赚了。

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场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楞。

赔点钱,场长是绝不在乎的,他不过是大股东之一,而被大家推举出来作场长的。他还有许多比这座农场大的多的事业。可是,即使他对这小小的事业赔赚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鲜美的花草,就把赔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在股东会上——究竟有点不大好过。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处会赚钱,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农场赔钱?这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赔点钱,股东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股东们呢,多数的是可以与场长立在一块儿呼兄唤弟的。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力,也许都不及场长,可是在赔个万儿八千块钱上来说,场长要是沉得住气,他们也不便多出声儿。很少数的股东的确是想投了资,赚点钱,可是他们不便先开口质问,因为他们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着脖子红着筋地发言,也许得罪了场长和大股东们——这,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呢。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作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呕,这儿还有点玩艺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源就在一旁坐着呢。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象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象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满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教人一见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而使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长袍,不管是绸的还是布的,不管是单的还是棉的,永远是半新半旧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远是比他的身材稍微宽大一些,于是他垂着手也好,揣着手也好,掉背着手更好,老有一些从容不迫的气度。他的小褂的领子与袖口,永远是洁白如雪;这样,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块油渍,或大襟上微微有点折绉,可是他的雪白的内衣的领与袖会使人相信他是最爱清洁的人。他老穿礼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裤脚儿上扎着绸子带儿;快走,那白白的鞋底与颤动的腿带,会显出轻灵飘洒;慢走,又显出雍容大雅。长袍,布底鞋,绸子裤脚带儿合在一处,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领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笔和一支白亮的铅笔,来调和一下。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象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等到那个人又来了,他才想起原来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而又把对方热诚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边。及至那个人快恼了他的时候,他会用农场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和好。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救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

没被辞退的职员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真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过问,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象有两条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呀?乡亲!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老谢!”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呕,恩施?好地方!乡亲!要得么!”于是,老谢也缴了械。

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庶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象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在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样?”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

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言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场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场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麯。饭菜,呕,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作了脸哪。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她们的殷勤,使她们也无从开口。她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场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分,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

及至丁主任作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作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象原先那样实对实地每日作八小时工。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地又改为六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起;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楞了!

“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教大家的眼都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象都刚胡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地好象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象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作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带来的“亲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的客气呢?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们,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还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地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恳托的要人。

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呀!

鲜花、青菜、水果的产量并未减少,因为工友们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灭亡。在他们赌输了,睡足了之后,他们自动地努力工作,不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不过,产量虽未怎么减少,农场的收入却比以前差的多了。果子、青菜,据说都闹虫病。果子呢,须要剔选一番,而后付运,以免损害了农场的美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落选的果子仿佛更大更美丽一些,而先被运走。没人能说出道理来,可是大家都喜欢这么作。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说吧,等到上船的时节,三斤重的就变成了一斤或一斤多点;那外面的大肥叶子——据说是受过虫伤的——都被剥下来,洗净,另捆成一把一把的运走,当作“猪菜”卖。这种猪菜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格。

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分地出来看看。及至次晨有人来报告,他会顺口答音地声明:“我也听见了,我睡觉最警醒不过!”假若他高兴,他会继续说上许多关于黄鼬和他夜间怎样警觉的故事,当被黄鼬拉去而变成红烧的或清燉的鸡鸭,摆在他的面前,他就绝对不再提黄鼬,而只谈些烹饪上的问题与经验,一边说着,一边把最肥的一块鸭夹起来送给别人:“这么肥的鸭子,非挂炉烧烤不够味;清燉不相宜,不过,汤还看得!”他极大方地尝了两口汤。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儿好啦!要得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得!”把个“得”字说得极长。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当一五一十的收钱的时候,他还要谦逊地声明:“咱们的牌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孙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会打牌!不信,你给他个司长,他都不作,一个月打一次小牌就够了!”秦妙斋从十五岁起就自称为宁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岁,看“才子”这个词儿不大时行了,乃改称为全国第一艺术家。据他自己说,他会雕刻、会作画、会弹古琴与钢琴、会作诗、小说,与戏剧:全能的艺术家。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雕刻,画图,弹琴,和作文章。

在平时,他自居为艺术家,别人也就顺口答音地称他为艺术家,倒也没什么。到了抗战时期,正是所谓国乱显忠臣的时候,艺术家也罢,科学家也罢,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领来报效国家,而秦妙斋先生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也不算什么。假若他肯虚心地去学习,说不定他也许有一点天才,能学会画两笔,或作些简单而通俗的文字,去宣传抗战,或者,干脆放弃了天才的梦,而脚踏实地地去作中小学的教师,或到机关中服务,也还不失为尽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飘飘摇摇地作个空头艺术家。

他在抗战后,也曾加入艺术家们的抗战团体。可是不久便冷淡下来,不再去开会。因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艺术家,理当在各团体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可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们好象对他和对一切好虚名的人都这么说:谁肯出力作抗战工作,谁便是好朋友;反之,谁要是借此出风头,获得一点虚名与虚荣,谁就乘早儿退出去。秦妙斋退了出来。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觉得这样的败退,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浅薄虚伪,而是因为他的本领出众,不见容于那些妒忌他的人们。他想要独树一帜,自己创办一个什么团体,去过一过领导的瘾。这,又没能成功,没有人肯听他号召。在这之后,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自己想出两个字来:清高。当他和别人闲谈,或独自呻吟的时候,他会很得意地用这两个字去抹杀一切,而抬高自己:“而今的一般自命为艺术家的,都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除了钱!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清高的是谁?”他的鼻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轻轻地点点头。“就连那作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难道不拿薪水么?……”可是“你怎么活着呢?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有那心直口快的这么问他。“我,我,”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给我!”

是的,秦妙斋的父亲是财主。不过,他不肯痛快地供给儿子钱化。这使秦妙斋时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问急了,他不肯轻易的提出“爸爸”来。就是偶尔地提到,他几乎要把那个最有力量的形容字——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