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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奏启第二十三原文翻译及赏析

文心雕龙奏启第二十三原文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文心雕龙奏启翻译

昔日尧舜时代的臣子,在表述政事及意见时都口头表达,到了秦汉时期,给皇帝上的公文叫作“奏”。陈述国家大事,进献礼仪典章,报告紧急变故,弹劾官员的错误,统统称为“奏”。“奏”,即“进言”之意。是臣子进奏陈述,把情况说给天子听。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确立“奏”的名称,但是当政的法家人物缺少文采。看丞相王绾上书称颂始皇功德,语言质朴而意义浅近,李斯的《治骊山陵上书》,叙事简略且内容虚假。政治没有恩泽,从奏章上就看得出。汉代之后,向皇帝陈述政事有时称作“上疏”,使用的是儒雅的文辞,文采突出。像贾谊陈述农业重要性的《论积贮疏》,晁错议论对外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建议订立郊祀之礼的《奏徙南北郊》,王吉劝谏实行先王礼制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建议以德政代替酷法的《尚德缓刑书》,谷永劝谏皇帝不要沉溺神仙方术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这些奏疏说理中肯周全,文辞明白通畅,是符合奏章体制的。东汉也有很多贤臣,从来不把好的评论隐匿不发,杨秉上疏发表对灾异的见解,陈蕃上疏表达对赏罚制度的愤懑,表现得非常有骨气。张衡上疏指摘史官修史中的不当,蔡邕上疏对比朝廷制度的不合理,这些人都是学识渊博、见地明确的人。曹魏时期,有文采和理论修养的人接连出现,比如高堂隆借天象变动劝谏皇帝不建豪华宫室,黄观奏请有关教学的事情,王朗奏请皇帝节省,甄毅建议对选拔官员进行考核等,这些奏疏都是臣子们恪尽职守的证明。西晋多难,祸患不断,刘颂罢相后仍关心国家大事,上疏陈事;温峤对劳民伤财感到不安而上疏劝谏。这些都是体察国事的衷心劝谏啊!

“奏”这种文体,根本在于明确可信忠厚诚信,强调辨别分析和通达事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胜任,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专门负责纠正过失和错误;秦代的御史大夫,负责掌管弹劾法令和文书;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

此外,“表”“奏”这类文体讲求言辞的确切,成为“谠言”。所谓“谠”,也就是纠正偏差的意思。如果“表”“奏”出现了偏差,就是对《尚书》“不偏不倚,才能让王道久远广阔”的违背。只有说话不出现偏颇,才能叫作“谠言”。汉成帝称赞班伯说出的话就是所谓的“谠言”,就是因为他的话中正而没有偏倚。自从汉代设置了八能这个奏乐人的职位,就方便了这些人用密奏的形式上报阴阳节气变化,将这些奏报装在黑色的袋子里,所以这类奏疏又被称为“封事”。晁错受委派学习《尚书》,回去后就上奏说“便宜”,所以后代“便宜”一类的奏书,都会加上密封,是为了保守其中的秘密。王臣不考虑自身的安危,说出来的话一定是正直的,活着的意义就是做好政事,所以用不着说空话。

总结:

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

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

文心雕龙奏启赏析

《奏启》的“奏”和“启”都是文体的名称,都是上行公文,本篇主要论“奏”,次论“启”。

“奏”是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文章,“启”和“表”、“奏”三种文体的作用相近,晋以后才逐渐开始盛行起来。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奏”的起源和含义、意义及秦汉魏晋各代的作品及其写作基本要求。二、专讲“按劾之奏”的三方面的内容及其写作的基本要求。三、讲“启”的含义及其写作的基本要求。

“奏”和“启”都是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学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了解刘勰的思想还是很有意义的。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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