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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题记》原文、注释和赏析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 “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 一是为了 《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析】《华盖集》作于1925年,共收杂文31篇。其内容不仅继续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进行广泛的文化思想批评,而且感应着现实社会的敏感神经,对北洋军阀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在艺术上,形成了以随感型和短评型为主的多姿多彩的杂文体式,表现手法也更趋形象化,因此《华盖集》标志着鲁迅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题记》是对本集杂文有关方面的概述。作者陈述了本集杂文的创作情况,集名的由来,以及对杂文艺术不懈追求的信念。

  1925年是作者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产年。第一小节,言词中流露出了作者的无限欣慰。表现手法也有了变化,作者说“态度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本集杂文确实表现出隐晦、曲折的特点,与同时所写的散文诗《野草》有大致相同的背景。新文化运动退潮,文学革命分化,作者内心也充塞着苦闷与彷徨,现实的黑暗等迫使作者表现手法变化。“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则是主要针对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陈西滢等的论战而言。“几件小事”体现了作者在杂文中化大为小,举重若轻的笔法,再现了作者从容论战的气度。“偏遇到”、“偏执滞”,两个“偏”字足见作者炼字之功,前一个“偏” 突出了现实的不可回避,后一个“偏” 则凸现了作者 “韧” 的战斗精神。

  第二小节,调转笔锋,而言 “伟大的人物”佛祖“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排比铺陈,貌似不着边际却巧用一“大”字与下文“小”字对照而连贯起来。作者就此,不容稍停,写到“伟大的人物”又需修行深山、静观默想,得天眼通,后为“天人师”。当读者还沉浸在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中冥想时,作者又陡然把你拉入纷纷攘攘的尘世,“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行文大起大落,而又娴熟自然,文脉贯通。由“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承上启下,而引出了本集的重点论敌—— “正人君子”。最后一句,用“沾水小蜂”自喻,乍看在卑己,而联系下文“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便知意在抑人了,嘲讽了那些 “洋楼中” 的欧化文人。

  第三、四小节,首先设置悬念说“我”交上了 “华盖运”,作者引而不发,叙述老年人说人要交上“华盖运”,这种运,“在和尚是好运”,是“成佛成祖之兆”。然后才说“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那么 “华盖运” 对于俗人,便是 “碰钉子”了。作者的“华盖运”是碰了什么钉子呢?其一是两篇杂文被人反对;其二是遇上了“学者,文士,正人,君子”。前者仅是虚晃一下而已,后者才是真正攻击的靶子。所以后者一露面,作者便穷追不舍。文章写到“学者,文士,正人、君子”都“深不以 ‘党同伐异’ 为然”而我却“被他们 ‘伐’ 了几下”。不用逻辑思辨,而论敌的假面具被一撕而破,这种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论辩方法,使正人君子们 “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文中“伐”字的活用,增强了议论语言的生动性。

  第五小节,表明了作者为坚守杂文阵地将在所不惜。杂文是“匕首”、“投枪”,时代需要它。所以作者用不着计较是否能进入“艺术之宫”,宁愿“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这一段充满诗意的抒发,奔涌着澎湃的激情,仿佛听到了作者向着大漠苍天的独白。“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则以俏皮、幽默的语言对自视高雅的欧化文人进行了嘲讽。

  第六、七小节,真诚地“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作为杂文这一战斗性文体的开创人,鲁迅把青年视为自己的战友,希望青年同他一同奋战,但现实却令人担忧。时令已是岁末,在岁末的深夜,作者略感“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作者的灵魂带着隐隐的寂寞、孤独,但作者并不消沉、失望,宣称“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不错,作者在苦痛中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从现实获得了 “生活” 的经验和勇气。

  本文围绕编辑《华盖集》“纵意而谈”,思绪跳跃,但不杂乱,起伏的情感充溢全篇,使议论弥漫着诗意。

  字数:2935

  作者:肖方林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40-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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