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林谈屑》中“文字疏忽”一节，谈到报刊上出现的某些差错，以及连带发生的一些感想，深有同感。只发现有关章太炎的一些事有点出入。章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别号。他还有一些别署，不过人们大抵不熟悉。
我想在这里对在报社工作的校对同志们表示一点敬意，因为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记起了一些老校对，引起了深深的怀念。当然，我不是要为报刊上出现的差错辩解，差错无论大小都是要不得的，必须努力减少、消灭。
我在报社工作的时间不很短。好像所有的行当岗位都干过了，只除了不曾踏入医务室。当然，校对也是干过的了，而且干过两次。在“传统”的报社编辑部的“等级观念”中，好像校对是被排在最低一档的，比资料室还要低。于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第一次降级中就是先到资料室，然后才又调到校对组的。没有在校对组工作过，是不能知道这种“传统观念”之荒谬的。如果没有校对，一张报纸简直就不可想象将成为什么样子。而出了差错，首先被记起查问的也是校对组。但事实证明，很大一部分差错是由原稿造成的。校对没有对文字提意见修改的权利，只能照稿校读。有时就出现了明知是错也不能说、不敢说，只能让它错的怪事。
记得我初到校对组时，还不深刻理解这中间的奥秘，非常天真的以消灭差错为己任。一天，新华社电传稿发来了一条新闻，大约是北京各界人士抗议美国企图把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运往美国的座谈会吧。参加者中有朱启钤，但原稿写着的却是“铃”。电稿通常模模糊糊，有时难读得像天书，但偏偏这次的“铃”字清清楚楚，毫无可疑。我向组长汇报了，以××保证(忘记曾赌过什么誓了)这个字不是“铃”而是“钤”。组长迟疑了好半日，又去层层汇报，最后终于接受了我的“保证”。后来是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是“铃”，都错了。后来新华社还发了更正。
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自己知识渊博，我不过看过营造学社出版的书报，记得这个名字而已，当然也听说过 “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的朱三小姐就是朱启钤的女儿。
当时报社里校对的方法是两人对坐，一个人读“小样”，一个人看原稿。这对我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只是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白字”大王。也许说得夸张了一点，即使不是“大王”，也差不多。有许多字能懂、能用、能写，也自以为能读，但事实证明有些音都读错或读得不准确。和我搭档的一位同志手边有一本小字典，已经翻烂了。他随时翻出某个字来给我看，校正我的读音，并教我正确地写简体字。我的感觉就仿佛小学生第一次进学校开始识字一般。
我还发现校对组的同志对待像我这样“调”来的人的态度也比较好，他们看我时眼色是有些异样的，但还是以平等相待，而且有时还表现了同情。组长是有点严厉的，不过也适可而止。也许是怕训斥得多了，我会紧张起来，酿成大错，使他也不得脱身。
第一次当校对时间不过半年。工作得还不错，没有什么大错误。只有一次偶然疏忽。一条国际新闻的小标题中把 “尼克松”排成了“克尼松”，我没有能发现。这是那一段工作中发生的最严重的错误。不久，我就到乡下种稻去了。
我得到了许多知识，明白了校对工作的重要。同时还懂得许多干了多年校对工作的老同志都是很渊博的，他们懂得的事真多。能辨识各种“名家”的手稿，那些“天书”是从已出或将出的草书大字典中都找不到出处的，只能靠自己的聪明与经验猜测，而居然能猜得八九不离十。同时还得担“风险”。他们改正了原稿中许多错字，还建议编辑修改文理不通的地方。至于文字的思想性，在校读中也常常议论，而且往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这只能私下评论，不能提出建白①。对时下名家的文字，他们也都有一把评论的尺度，相当准确。可惜的是过去的偏见使他们无法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而只落得一个错误制造者的恶名，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当然，现在的校对水平是有点不及从前了，青年同志比起老一辈来也确实差得多。这是十年动乱留下的种种弊害之一。这不只不足以作为轻视校对的口实，相反，应该是加意重视的根据。在评定级别职称声中，好像还没有听到校对员的职称应有怎样的规定，我觉得也是一种疏忽。
第二次当校对是在1966年初。正是“山雨未来”之际，就被事先送进了“地下室”。这一次又遇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也依旧是老样子，并不刮目相看。当然，形势是紧张的。有许多机密稿件指定由专人校对，排成大字稿。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得与闻的，要校也只能校排好大字的定稿。不过也有例外。有时忽然发来一份急件，指定明天必须见报。是手稿，属着新鲜别致，例如“劲松”这样富有“革命”气息的笔名。我的坐在对面的老搭档这时就向我眨眨眼。我明白，手里这份原稿是有来头、有分量的。字写得歪七扭八、改得一塌糊涂，也不像过去习见的“名家”手笔。老搭档大概是要我留神伺候，不要搞错的意思。我们仔细地紧张地工作了好半天，总算搞好了。等到去食堂吃夜点的途中，老搭档这才轻轻在耳边告诉我，这篇大文的作者原来是姚文元。
这时的“金棍子”虽然已经非比等闲，但金光闪烁尚未达到使人睁不得眼的程度。但我也着实为得亲手泽②，并比人民早几小时得闻宏论而感到了非凡的“幸福”。
形势越来越紧张，工作也越来越辛苦。日报慢慢变成了晚报，枯坐在朝西的房子里晒着骄阳，等待“最后新闻”、“重要照片” 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千奇百怪的“反革命活动”出现在报纸版面上的次数也突然猛增。当时看样报就得映着日光反覆审视，看两面的标题、文字、图片有没有“恶意”的重叠。用最小字体排出的广告，也出过不少麻烦，要特别注意。班前班后的批判会也增加了。初校的错字统计是每天批斗的由头，就从这里上起纲来。进食堂也要坐在特别的桌子上，穿过如林的大字报夹道要目不斜视。唯一的好处是发给的黑牌在晚上不必严格悬挂，离开报社交给问讯处时，上日班的人刚刚到来，使我觉得异常侥幸，好像颜面到底还保留下一些，不曾丧失净尽似的。
“梁园③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我逐渐悟出了这话的真理性。校对组里危机四伏，不知何时就会出一个不知怎样的“错”，而这“错”将被做出怎样的解释也是毫无把握的。这时，我的老搭档也不大翻动那本破字典了。因为字典提供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解释，已等于废纸。有一天我下了决心，打了报告，为了“脱胎换骨”，我坚决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体力劳动。当时与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伴还不以为然，他总觉得脑力劳动到底比体力劳动好些。我可是没有动摇。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好像还得到了“表扬”，说我多少表现了一点改造自己的决心云云。当时听了颇觉得有点惭愧，我可实在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被分派在运输组。每天坐了大卡车到处运卷筒纸，到过港口、车站、码头、仓库……许多地方。我想，不是“一月革命”，我恐怕是不会有机会见到这许多世面的。奇怪得很，不久，我就发现摆弄几百公斤的卷筒纸，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还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轻松得多。
这时，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对工作的伟大与艰巨。
不到一个月，那位反对我体力劳动的朋友也到运输组来了。原来他签发的一条戏目广告中出了“大错误”，不知道怎么搞的，每个戏院名字上面照例都有的一句口号中，“万寿无疆”的“万”字，竟自错为“无”字，而他竟自未能发现。
在他上工的第一天，我当然要加以欢迎。但握手之际，看着他那副尴尬面孔，还是忍不住说出了一句“你也来了!”接着哈哈地笑起来。
注释
① 陈述意见或有所倡议。
② 原意为手汗所沾润,后借指先人的某些遗物。本文用该词有讽刺 意。
③ 即兔园,汉代梁孝王刘武所建。也叫“梁苑”,故址在今河南商丘东。梁孝王好宾客,司马相如、枚乘等辞赋家曾延居园中,因而有名。
黄裳《谈校对》赏析
散文领域真个是无限的广阔高远。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 蝇之微，事无论巨细，人不分贵贱，都可以成为描写的对象，都蕴含着深入开掘的价值。《谈校对》在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出独辟蹊径的出新精神。专门为“校对” 这个微不足道的职业而做的文章，过去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现在拜读了，而且被吸引了，足见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执着坚持的“到处有生活” 的观点并没有错。到处有生活，就到处有文章可做，大可不必万众一心去写“重大”、“伟大”题材。吃亏在于“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巴金语)黄裳从自己最熟悉，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生活中选取题材，所以写来真切动人，游刃有余。
文章系有感而发之作。对报刊校对工作的差错有人提出了批评，这无疑是正确的，作者并没有什么异议。他的思路由事及人，想及校对人的艰辛，涌起了“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就好像闸门由别人打开，奔腾而出的，是自己难以忘怀、郁积于心的情愫，当然要一吐而快了。
作者以校对工作把“我”和“老校对”们联系起来，一同放回那逝去的年代里抒写。回首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留下的，是特殊时期的心灵扭曲史。而正因了这痛苦和磨难，才更能映衬出老校对们的辛劳、聪明、正直和善良，打动我们的艺术力量就源于此。
黄裳是一位老报人、著名作家，倘若没有人为的打击，是不可能了解校对工作的。他两次被贬，方有机会亲处低层，有切身体验，也才有了今天《谈校对》这篇情意真切的文字。“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降级至校对组后，体察到，把校对工作“排在最低一档”的“传统”的等级观念是荒谬的。这不仅是因为校对在一旦报纸出错时有“首先被记起查问”的极大风险，还在于“很大一部分差错是由原稿造成的”，代人受过，岂不冤哉?有他亲历的事实为证——“钤”、“铃”之辨是也。其实，校对同志的知识是很渊博的，与他们相比，作家感到自己简直成了“白字大王”; 校对同志是非常聪明的，不但辨识得出各种“名家”手稿，而且能改错，能准确地猜测出“天书”。这第一次不过半年的校对生活，以作者一次偶然疏忽而被罚到“乡下种稻”而告终，但他对校对同志的认识和敬佩，却还刚刚开始。第二次当校对，是浩劫之初，形势更令人惶惶不安，“校对组里危机四伏，不知何时就会出一个不知怎样的‘错’”，“我”终于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精神压力，申请去干体力活，而且竟然觉得“摆弄几百公斤的卷筒纸，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还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轻松得多”。他离开了是非之地，老校对们却还在那里，他们的命运，会比“我”更好些吗?当作者自称“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对工作的伟大与艰巨”时，实际上还算不上“真正”。只有当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校对竟在其签发的一条“戏目广告”中出了“大错误”，被罚来体力劳动与“我”相见时，这“伟大”与“艰巨”的涵义才被真正揭示：“伟大”在于随时可能蒙难，“艰巨”在于难以解脱的心理紧张。你看，校对同志虽然渊博、聪明、认真，却总是以“错误” 结束工作，不可敬兼可怜吗?
文章是夹叙夹议写成的。叙述时，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议论时，也不声色俱厉地猛烈谴责那些连读者都深恶痛绝的现象，因此文章的风格显得平和冲淡、轻松潇洒，主题含而不露。表面上，作者通过自己的体验，赞美了校对们的辛劳和不易，但这并非主题。《谈校对》以小见大，借我和校对们的命运，鞭笞那荒谬的、不公平的岁月，揭露那扭曲人的现实和压迫人、伤害人的行径，才是主旨所在。正如“大智若愚”一样，此文大愤若平、大怒不冲，决不是健忘所致，而是作者“曾经沧海”锤炼出的旷达乐观人生态度的表现，使文章具有更高的境界。同时，这样写也是留有联想余地，以勾起读者深思以自明事理的巧妙艺术处理。不是吗?当读到最后一句“哈哈地笑起来”时，那尴尬，那悲愤，谁都可以品味出。“欲哭无泪”，其悲更甚啊!
(金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