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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功伟《给父亲的遗书》原文及鉴赏

  何功伟《给父亲的遗书》

  儿不肖①,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②,复不克分持家计③。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④,河山还我之日⑤,即天伦叙乐之时⑥。迩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不在远,不幸党派摩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从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 (张一麐先生语⑦)。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突被当局拘捕,郎当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按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⑧,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⑨,水声悲咽; 风波亭上⑩,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 唯内乱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迹 (绩),宁能隳于一旦! 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 睹此危局,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 “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11),纵刀锯斧钺加颈项(12),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谚云: “知子莫若父。” 大人爱儿最切,知儿亦最深。曩年两广事变发生之时(13),正敌人增兵华北之后,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大人常戒儿明哲保身。儿激于义愤,以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始终未遵严命。大人于失望之余,曾向诸亲友叹曰: “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以苟全身家性命? 儿丹心耿耿,大人必烛照无遗(14)。若大人果应召来施,天寒路远,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 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而去。徒劳往返,于事奚益? 大人年愈半百,又何以堪此?是徒令儿心碎,而益增儿不孝之罪而已。

  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弱弟,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事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已。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几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且也,民族危机,固极严重,然在强敌深入国境之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外于抗战营垒; 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能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15)。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不孝儿功伟狱中跪禀

  1941年2月19日

  【鉴赏】 何功伟烈士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湖北省反动政府主席陈诚利诱兼施,妄图促使他变节投降,遭到他的强烈痛斥和严厉拒绝。反动政府又想让他的父亲前来劝子自首事敌,想以亲情来软化他。在“赴义争能计养亲,时危难作两全身” 的情况之下,何功伟给父亲写了这封遗书,言论时局,痛斥国贼,以表自己 “成仁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克尽孝道,是人的美德和本分。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孝是其核心之一。何功伟因革命远游,不能分持家计,承欢膝下,这是一大憾事,他有愧疚之心,但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为天下人谋幸福的事业。他望父亲能体察公心,虽心有愧疚,但无遗恨之意。所以,他在信中用深刻简练的文字,谈论了当时的危难局势: “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在民族危亡,国家大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想到的是“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亲情和革命势难两全。语言豪迈,情意恳切。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也要 “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作者以战国时九死其犹未悔,不随波逐流,忧国忧民的屈原和 “精忠报国” 的岳飞为榜样,可见他 “成仁取义” 矢志不渝的决心是何等坚定。他一表自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绝不失节的心志; 二示父亲以大义,希望父亲能体会儿子忧国忧民的赤忱心怀。这封遗书写于1941年,当时日本侵占了我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不积极抗战,反而挑起内战,到处制造事端,“皖南事变”惊怒了不少有志之士,面对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局,作者对反动统治者这种同室操戈的行为悲愤万分,字里行间流露出切齿之恨!

  信中还谈到父亲欲促他转向一事,揭露了反动当局 “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表面上仁至义尽,实质虚伪的嘴脸。在亲情和革命不可两全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大义凛然,选择的是革命事业。“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多么大公无私的心怀,多么豪迈的誓言!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革命者并非铁石心肠,对作者而言,七岁丧母,父亲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抚之养之,教之育之,可谓恩山德海。对父亲有爱,更有感恩之心,然而对革命者而言,这种爱是集天下最丰富之感情和最坚强之理智的爱。是把私人之爱转化成了爱天下人的一种大我之爱。作者爱父亲,更爱天下人的父母,这是革命者的无私之爱,丹心耿耿之爱!

  信中对父亲倍加关怀爱戴,对父亲往昔的劝阻,作者用拳拳之心疏劝之,希望父亲能深明大义,移小爱于大爱。“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爱胸怀感人涕下,动人心魄!

  《礼记》中言: “情欲信,辞欲巧”,这也是本篇遗书的两大特点。作者之“情”,是对父亲的拳拳爱心,是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是共产党人舍己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情感,遗书之“辞”采用文白间杂的语言,论理精辟、深刻,情理交融,语言精当,读起来情深义重,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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