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邦庆(1856—1894)所著的长篇小说，共六十四回。邦庆字子云，松江(今属上海市)人。长期旅居上海，曾任职于申报馆，为报社撰写评论。《海上花列传》最初是在一种小型期刊《海上奇书》上连载的，作者署名为“花也怜侬”。这是由于当时通俗小说的地位还相当低，作者不愿署上真实姓名，就随意用了个笔名。《海上奇书》创刊于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二月，先是每月出二期，第10期后改为每月出一期，共出了十四期;《海上花列传》在该刊上每期刊载二回，共刊二十八回。至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遂有全书的石印单行本出版。
《海上花列传》全书都是写妓女的生活，他对妓女并不采取轻薄、鄙视的态度，而是同情和悲悯。该书一开始就写了花也怜侬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也即全书的“楔子”。花也怜侬在梦境中见到“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下面就是对花海的描述和花也怜侬的感触。
……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唯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经得起一些委曲，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
花也怜侬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
这些海上的花，即隐喻书中所写的妓女，故其书名也题作《海上花列传》。在他看来，她们的悲惨命运并不应该由自己负责，而应由环境负责，这是因为她们一方面在海上，受到海水的冲激;另一方面又受到蜂蝶莺燕乃至蚱蜢、蝼蚁等的欺凌，所以不得不沉沦汩没。也正因此，他为她们深感悲哀——“怆然悲之”。
据蒋瑞藻《小说考证》等书记载，韩邦庆在上海居住时，常出入于妓院，对妓女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的上述认识，当是经过长期体察而获得的结论。这也就使得他的这部小说，能以同情的态度，较为深入而真切地反映妓女的生活。
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妓女，有的善良、懦弱，有的精明、泼辣，有的深情，有的薄幸，有的天真，有的狡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都很可怜。
书里最善良而懦弱的要数赵二宝。二宝本是跟母亲一起从乡下到上海来寻哥哥赵朴斋的。到上海后，被浮浪子弟施瑞生所骗而失身，又因经济困难，就沦为妓女。开始时客人很多，后来接到了史三公子，她爱上了他，史三公子也表示要娶她。史三公子走时，欠了她一大笔钱，她都不要他付了，并从此不再接客，等待史三公子来迎娶，又借了几千元来做嫁妆。但史三公子一去不回，派人去打听，才知他已经结婚了。二宝一听到这消息，“眼前一阵漆黑，囟门里汪的一声，不由自主，望后一仰，身子便倒栽下去”，“满嘴白沫，不省人事”。救醒过来后，到得晚间，想起以前与史三公子的相与之情及其背盟无信，负义辜恩，不由“悲悲戚戚，惨惨凄凄，一股怒气冲上喉咙，再也捺不下，掩不住。那一种呜咽之声，不比寻常啼泣，忽上忽下，忽断忽续，实难以言语形容。二宝整整哭了一夜，大家都没有听见” (第62回)。为了还债，她不得不重操故业。不料有一个恶霸式的客人赖三公子嫌她接待不周，“飞起一只毡底皂靴，兜心一脚，早把二宝踢倒在地”，又命他带来的下人“把房间里一应家伙什物”“一顿乱打，打个粉碎”。赖三公子走后，二宝望着房间里被打的惨况，“由不得一阵心痛，大放悲声”。“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第64回)。
跟二宝相比，李漱芳的遭遇似乎好一些。跟她相爱的客人叫陶玉甫，对她很体贴，也愿意娶她，但由于妓女地位低贱，陶玉甫的家庭不同意。李漱芳眼见婚事无望，抑郁成病，终于很快夭折。刚把棺材送走，陶玉甫想到她房里去看看遗物，“跨进门槛，四顾大惊，房间里竟搬得空落落的，一带橱箱都加上锁，大床上横堆着两张板凳，挂的玻璃灯打碎了一架，伶伶仃仃欲坠未坠，壁间字画也脱落不全，满地下鸡鱼骨头尚未打扫”(第43回)。这个凄凉的房间，也正是李漱芳凄凉的一生的象征。
自然，妓女里也有生活得很如意的，黄翠凤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从七岁起就被老鸨黄二姐买去，进了妓院。书中虽没有写她小时候怎样受虐待，但从第37回写她怎样教导另一个妓女诸金花对付其老鸨的事件中，也可略知一二。她教诸金花说： 如果老鸨打她，就应以今后不再接客来反抗，当然，老鸨会因此打得更凶，但无论怎么痛都得忍受着，实在不行就吞鸦片烟自杀，总之，必须迫使老鸨不敢再打才罢休;但另一方面，必须好好接客，为老鸨赚钱。据黄二姐说，她教给诸金花的对付老鸨的方法，也正是她自己的本事。可见她从小就跟老鸨作过顽强的斗争，挨过毒打，吞过鸦片，最后终于降服了老鸨。但她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只是依靠她的倔强，主要是依靠她在接客方面的成绩——五年里就为老鸨赚了二万多，所以老鸨不敢得罪她。可以想见，她在这过程里忍受了多少屈辱。于是她变得自私、冷酷、麻木、狡诈。她本来在教诸金花怎样对付老鸨，但当她得知诸金花并未好好“做生意”，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上门时，就勃然大怒，反而怪诸金花的老鸨无用，认为像诸金花这样的人就应该打死。她对黄二姐买来的另一个妓女珠凤也很凶，动辄就要打。可以说，她吃了许多苦，受了很多凌辱，战胜了老鸨，但她的灵魂却已完全被扭曲。这同样是极其悲惨的经历，不过在形式上跟赵二宝、李漱芳的不幸有所不同罢了。
就这样，《海上花列传》向读者揭示了妓女的种种痛苦。它在写这一切的时候，既不粉饰，也不夸张，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其写法是“平淡而近自然”。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看到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也才能真正引发读者对人物的爱憎。以二宝来说，她的善良、懦弱当然值得同情，但她其实也并非不损害别人的。她的哥哥赵朴斋跟她使用的一个大姐阿巧相爱，已经说好要做夫妻。有一次，二宝发现他们两个睡在一起，就勃然大怒，给了阿巧几个月工钱，把她打发回去。但又被阿巧的亲戚送了回来，阿巧也说明了她要与赵朴斋结合的愿望。二宝却坚决不同意，说是：“覅面孔个小娘仵，我去认俚阿嫂!”(意为：“不要脸的小姑娘，我去认她做嫂子!”)还说：史三公子要把他家总管的女儿嫁给赵朴斋，那是多么体面的事，赵朴斋为什么要跟“臭大姐”做夫妻! 其声口的势利，对阿巧的冷酷无情，都使人吃惊(只是由于她在这之后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已被史三公子遗弃，赵朴斋与其总管的女儿结婚的事当然也成了泡影，她这才同意阿巧与赵朴斋结合)。很明显，作者并不想为了增强读者对她的同情而掩盖她那损害人的一面，他要给读者看的是她的全部。但也正因此，读者就更觉得这个人物的真实可信。在那样的社会里，以她那样的身分和教养，怎能不是一面被别人吃一面又吃别人呢?同时，这不但不会减弱读者对她的同情，反而更加深了读者对她的痛苦的理解。从她把阿巧骂为“臭大姐”、以赵朴斋能与史三公子总管的女儿结婚为体面这一点来看，她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进入史三公子的那个阶层里去，而且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当作那个阶层里的人了。这意味着她之渴望与史三公子结婚不仅是为了爱情的满足，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整个命运。正因如此，史三公子的另娶就不仅使她失掉了爱情，也使她为自己所设计的美好前程突然崩塌，这就难怪她一听到那个消息便立即晕倒了。而对一般读者来说，理解了她所受到的打击的沉重，也就会更增加对她的同情，很少人会忽发奇想，以为她既损害过别人，自然也应该受另一个人的损害。
所谓“平淡而近自然”，还有另外一个含义：以白描的手法，达到传神的效果。《海上花列传》在这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成就。符合上述要求的描写，书中触处可见。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周双玉逼朱淑人一起自尽。周双玉与朱淑人原有嫁娶之约，并誓同生死。但作为大少爷的朱淑人，其家庭怎能让他同妓女双玉结婚?就给他另外定了亲。双玉得知后，把淑人请来，决意与他同死：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起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脖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大意是：“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种样子，一起坐着讲的话，你可记得?”)淑人心知说的系愿为夫妇、生死相同之誓，目瞪口呆，对答不出。双玉定要问个明白。淑人没法，胡乱说声“记得”。双玉笑道：“我说耐(你)也勿应该忘记。我有一样好物事，请耐吃仔(了)罢。”
说罢，抽身向衣橱抽屉内取出两只茶杯，杯内满满盛着两杯乌黑的汁浆。淑人惊问：“啥物事?”双玉笑道：“一杯末耐吃，我也陪耐一杯。”淑人低头一嗅，嗅着一股烧酒辣气，慌问：“酒里放个啥物事嗄?”双玉手举一杯凑到淑人嘴边，陪笑劝道：“耐吃。”
淑人舌尖舐着一点，其苦非凡，料道是鸦片烟了，连忙用手推开。双玉觉得淑人未必肯吃，趁势捏鼻一灌，竟灌了大半杯。淑人望后一仰，倒在床上，满嘴里又苦又辣，拼命的朝上喷出，好像一阵红雨，湿漉漉的洒遍衾裯。淑人支撑起身，再要吐时，只见双玉举起那一杯，张开一张小嘴，啯嘟啯嘟尽力下咽。(第63回)
这真可谓千古奇文。不但把双玉逼朱淑人吞鸦片烟的情景写得那么逼真，而且把双玉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写得那么深刻。她已经决定死了，她也知道淑人已经负心，但她还是希望淑人心甘情愿地与她同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想得到淑人确实爱她的证明。所以，她一开始就要淑人重演起誓时的情景，而且无限亲密——脸对脸——地问他是否还记得当时的话。淑人害怕了，不敢回答，在双玉的逼问下才勉强说了声“记得”; 聪明的双玉当然知道其中的含意，她说的“我说耐也勿应该忘记”那句话中已含有讽刺的意思，混和着很深的失望和痛苦。但她还在为那个最后的证明而挣扎，所以仍是笑着与淑人说话，以笑来缓和气氛和掩盖内心的激动。在取来鸦片后，她仍然笑着要求两人同喝，用的竟是如同请人喝酒时的那种轻松的语气，她是希冀淑人也能像喝酒那样地轻松喝下去的吧! 她多么希望能得到一个最后的安慰，以便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淑人却惊慌失措，这当然是对她的进一步打击;她的“陪笑”相劝，实在已经是强忍悲愤的乞求，是她所作的最后的努力。但淑人仍是“连忙用手推开”，她知道了“淑人未必肯吃”，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想要得到的证明终于未能得到，痛苦和愤怒达到了顶点，她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就采用强灌的手段，这已经不是要与所爱者同死，而是为了报复，用死刑来惩罚一个欺骗和背叛了她的人。在这样的一段文字中，作者只是“平淡而近自然”地叙述了事情的过程，丝毫都没有写及双玉的心理活动，但却生动地显现了双玉的感情狂澜及其心理活动的历程，真是传神之笔。
另一个例子，是李漱芳自述其晚上等待陶玉甫归来的情况：“昨日夜头天末也讨气得来(犹讨厌得很)，落勿停个雨。……我一干仔(犹一个人)就榻床浪(犹上)坐歇，落得个雨来加二(犹更加)大哉，一阵一阵风吹来哚(犹在)玻璃窗浪，乒乒乓乓，像有人来哚碰，连窗帘才(犹都)卷起来，直卷到面孔浪。故(犹这)一吓末，吓得我来要死! 难末(犹那末)只好去困(犹睡)。到仔床浪涅，陆里(犹哪里)困得着嗄?……台子浪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覅(犹不要)去听俚(犹他)，俚定归钻来耳朵管里。再起来听听雨末，落得价高兴;望望天末，永远勿肯亮个哉……”(第18回)。这里所写的是李漱芳在雨夜孤独地等待爱人归来的情景。狂暴的风雨，滴答的钟声，一切都么清晰。她的害怕、担心(为爱人尚未归来而担心)、烦躁、寂寞也都历历如绘。而且，作为一个青年女性的自述，读者不仅可从中体会到她在讲述时犹有余悸的神态，与这生动的叙述相配合的丰富的表情，更可以想象出她那感觉的细腻和敏锐。作者仅仅“平淡而近自然” 地写出了李漱芳的一段很平凡的话，但却给予了读者那么多的感受!
正因如此，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称韩邦庆为“第一流的作者”，实在并非过誉。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就是《海上花列传》的对话全用苏州土语。胡适说：“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 (《〈海上花列传〉序》)这是说得很对的。在此书以后，才开始有了一批吴语小说，例如《九尾龟》等。韩邦庆在这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
他之所以要用吴语写人物的对话，因为作品里的人物是在上海的妓院里活动的，而当时上海的妓院里说的就是苏州土话。这种写法有两大好处，一是逼真，使当时的读者在看到这些对话时，耳朵边就好像跟着响起这样的话语，加强了人物的真实感。二是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因为在每种方言里，都有许多极富生命力的部分，这些部分在别的方言和普通话里未必都能找到相应的表现。以上面所引用过的李漱芳“吓得我来要死”那句话来说，这个“来”字在吴语中是没有意义的语助词，在普通话里是没有的。如用普通话，就只能说“吓得我要死”。但加了这个“来”字，整句句子就有一种柔和的感觉，跟青年女性李漱芳的情调、语气都很合适。去掉“来”字，语气就显得较为刚硬，与李漱芳的身分不大相称了。其实，在苏州话里，这个“来”字本也可加可不加，光说“吓得我要死”原也并无不可，作者之加上“来”字，可能也就是考虑到语感方面的效果。可以说，作者写人物对话之所以那么成功，那么富于感染力，与他对苏州话的熟练运用是分不开的。若都改成当时的所谓“官话”或今天的普通话，必然会逊色不少。所以，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称此书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也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这样地运用吴语，当然也存在着弊病：不懂吴语的人就很难看懂。换言之，加强语言表现力的这一优点，是以缩小读者面的严重缺陷换来的。那么，其利弊究竟如何，也就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