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的实现自我的理论讲，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谴责这位青年，因为一个青年人，心中怀抱着对荣誉和幸福的向往，是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无耻的。难道底层青年人都应该永远安守他那屈辱而贫困的地位么?
问题在于，那个社会为青年摆好了什么样的路?马二先生成了国家发言人，向他讲了，必须走科举之路，否则哪个给你官做?在官本位的社会，没有官位就没有社会地位和能产生实惠的荣誉。不是马二诱惑、欺骗了青年，而是那个社会原本是那么回事。马二只不过以半生辛酸为代价认识了这个“规律”，并向匡二陈述了这个日常事实罢了。说匡二是被马二教坏的，是个冤案。
那条路是制度性的，此外还有那空气一般的习俗、社会心理呢。这些东西显然比马二说得更加低下、赤裸而现实。匡大作为小本经纪人的周遭经历，事实上每分钟都在提醒不像他那么糊涂的弟弟：人不能这样生，路不能这么行!要跳出平民的洼地，要出人头地，这种愿望既是挤出来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精神头足，勤敏聪慧，可以不像猪一样老死槽前。简言之，他要跳槽从理论上讲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他能跳到哪里去，又是怎样去跳的?前者是个环境的规定性问题，在《外史》来说属于“风俗喜剧”场景;后者就是他本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方向和性质的问题，在小说中属于性格悲喜剧的领地。
能跳到哪里去呢?官方社会摆出来的是科举道路，“黑社会”是潘三的世界，居其中间的地带便是“斗方诗人”的沙龙，这些就是这位怀着村镇少年的单纯与机敏，要到“大世界”打天下所面临的三块布景不同的舞台，我们不能不惊佩作者的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的高明!
走科举之路，需要先吃饱饭。潘三给钱，匡超人就代作枪手去了。科举胜利的荣誉是吝啬的，来得又太慢。人这种动物似乎每天需要得到鼓励和满足，才有精神进行下一天的角逐。现放着成名的机会而不去摘取，这是不合匡二这种“生狼”的情理的，所以他连夜剪贴文章去参加诗会，居然不比那些老手差，至少没有“且夫” “尝谓”那样的硬伤。于是，匡超人变成了“名士”。而且是“两栖”的，除了当名士外，他投入了选评八股文的工作。这样，他不但在“大世界”站住了脚，还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有据。
匡超人，他在《外史》中是个当代英雄。他比那些假名士务实而有能力，他比那些八股迷灵活而能应变，他在运用社会给他的经验去选择自己的活法。他随时准备钻入上层社会。这个当代英雄的诞生确凿地说明了传统教化的破产。
他的蜕变最能说明那个社会的发展趋向： 哪个还管什么道德文章?招摇撞骗且图一时快活而已。如果说作者那段有名的论五河县风俗的妙文是描述了普泛的社会风气，那匡超人的人生选择则深入地揭示了那种风气下人性的变形。人是脆弱的。
作者对匡超人的批判，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秉持着公心，这公心的大部分内容只能是他认可的传统道德。
匡超人其罪之尤者是忘恩负义。潘三犹如伏脱冷，是一个活地狱，但他对匡二的关怀却有几分侠气。匡二见潘三落网，反用效忠朝廷的大道理拒绝会一会潘三。作者觉得在这一点上匡二比潘三更令人唾弃，潘三恶劣，匡二卑鄙。天底下有不同的道理供匡二随心所欲地引以为据，他停妻再娶时引用：“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意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在中国的“巧人”身上屡验不爽。鲁迅将这类巧人称为“流氓”：随时捡起一种道理驳诘对方、证明自己，不讲道义，中间也无任何变化的轨迹可循。当然，匡二这种人永远不知道真理和道义是什么，他为了一点虚荣，还要贬低曾对他恩重如山的马二先生，借以抬高自己，胡吹“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是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可真是一个连国语都没掌握的大儒，“先儒”反而是准确的了，因为这种人作为一种道德实体，他虽生犹死了，不用别人难以容忍了。
尤让人啼笑皆非，也算个古典式的荒诞罢：当匡超人道德沦丧成为宵小无赖时，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管监察的给事中李本瑛，不但不纠察、惩处这个混入来的坏人，却极为赏识这个油头粉面的骗子，替他“料理”考取教习，还招他为外甥女婿。这迟到的荣誉，岂止是构成了讽刺，分明是判处了那种制度的死刑：当匡二作为“大柳庄孝子”，服侍久病的父亲，孝养母亲，敬事兄嫂，亲睦邻里，表现出“孺慕之诚”(卧评)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细民;当他全面蜕变后，却拥有了荣誉和幸福!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