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关于《尚书》之名,有三种解释:汉代孔安国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曹魏王肃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现多从孔安国说。汉武帝时,《尚书》被尊列为儒家经典,故又称之为《书经》。档案文件汇编,也是记言体史书。五十九篇。由上古各朝史官记录保存,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后由孔子编定,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孔子事迹参见“《论语》”条)
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虞书》和《夏书》共四篇,其中《甘誓》可能是由夏代口授相传下来的祖训,到商代写定文字,并于周代重新写定。其余三篇是后代史官根据口传资料及神话传说加工而成。《商书》由当时的史官所记录,流传到周代,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成。《周书》亦为当时史官所记录,均录于竹简之上。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为之序。”由此可知孔子是《尚书》的编定者。在孔子以前,《尚书》有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为了教学的需要,选其重要者,编为一书,遂成百篇《尚书》了。
《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秦始皇焚书,《尚书》损失很大。博士伏生(名胜,济南人)将此书藏于壁间,西汉初年时取出,竹简已断烂不少,经过拼凑整理,仅存二十八篇,同后来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一篇《泰誓》相合,合计二十九篇。此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经考证,它被认为可信的史料。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毁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壁间发现用蝌蚪文写成的《书》的竹简,经孔安国校读整理,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安国将此书献给朝廷,刘歆请将之立于学官,遭今文学家的反对。魏晋时亡佚,连石经也遭毁坏。现只有《汉书》中残存篇目和少量佚文。现存的《古文尚书》,是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所献。该书把汉初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析成三十三篇,又从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另新撰《泰誓》三篇,凑成了西汉学者刘向、郑玄所称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隋唐学者对这部《古文尚书》深信不疑。唐初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即据此书作疏。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的《书经》。但宋儒吴域、朱熹对此书提出质疑。到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例证,断定其为伪书,故后人称之伪《古文尚书》。但这部书集中了历代人们所引的《尚书》和今文大师的解说,集古今之大成。其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文献,为研究古史之珍贵文献。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它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按文体分,又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诰是君臣之间对国家大事的讨论;训是国王对臣民的训词;谟是臣下的奏议;誓是出征时的誓词;命是朝廷诏令;典是帝王事迹的记载。
《尚书》中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史料。二十八篇按朝代分计《虞书》二篇:《尧典》、《皋陶谟》;《夏书》二篇:《禹贡》、《甘誓》;《商书》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周书》十九篇:《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浩》、《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伪《古文尚书》新增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罔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尚书》主要记载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如《尚书》中很重要的《尧典》。《尧典》主要记载尧、舜二帝的事迹,特别是尧、舜二帝的“禅让”的历史与传说。谈到尧之功德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从《尧典》中所显示的是父系氏族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通观《尧典》文字,其记载世系皆以男子为主,如尧将二女嫁舜“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从《尧典》中还可看出,当时氏族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如“帝(指舜)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同时农业又与天象观测密不可分。所以《尧典》又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这些记载已为考古民掘资料所证实。
《禹贡》是《尚书》中另一篇重要文献,在研究我国古代的经济、地理及社会性质方面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禹贡》的“九州”、“异山”、“异水”等段落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四至:东至“海、岱惟青州”,达今东海之滨;西至“黑水、西河惟雍州”,达今甘、青地区,即《禹贡》所说的“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南至“荆及衡阳惟荆州”,北达黄河的河套地区。在《禹贡》的冀州条中提到“岛夷皮服”;青州条中提到“嵎夷既略”,“莱夷作牧”;徐州条中提到“淮夷��珠暨鱼”;扬州条中有“岛夷卉服”;梁州条中有“和夷厎绩”;在雍州条中还提到“三苗丕叙”和“西戎即叙”。诸如“岛夷”、“嵎夷”、“莱夷”、“淮夷”、“和夷”、“三苗”、西戎”等等,都是当时居住各地比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从《禹贡》中还可以看出夏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如:“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指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总”、“铚”、“秸”、“粟”、“米”等皆与农业有关,足见“甸服”内是以农业为主的。《禹贡》还反映了原始水利的兴修。如“九州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上述记载不可尽信。大禹治水很有限度,但大禹确有治水之举。在现今河洛地区确实发掘了有关原始水利的遗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禹贡》的合理性。《禹贡》为夏史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参考资料。
《盘庚》上、中、下三篇,历来被认为是商代可靠的文献。如对盘庚迁都这一重大史实的记载。盘庚为何要迁都?在盘庚的训词中有明确的回答:“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当时贵族和平民斗争激烈,以至成“灾”。“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文中屡屡提到的“灾”是指贵族与平民的矛盾。盘庚便借迁都之举转移平民的反抗,维护王朝的统治。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武王姬发在其父文王所创建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基础上,率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三千人,联合大小诸侯,会师于孟津,前锋挺进至殷都朝歌南郊的牧野。“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说纣王“惟妇言是用”,“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所以要替天行道。这篇誓词,引起了周军及从征各国的同仇敌忾。后来《史记·周本记》在记叙武王灭商的历史,主要采用此篇材料。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而完整的史书,它是对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历史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极为珍贵的史料。不少篇目已为出土文物所佐证。如《大诰》、《康诰》与《大丰簋》、《大盂鼎》等得到相互参证。虽然《尚书》许多篇目,经后人整理,但仍是基本可信的。即使伪《古文尚书》,其材料也并非全不可信。司马迁作《史记》引《今文尚书》中的二十二篇,有的甚至全文照录。《尚书》还建立了我国历史的正统观,我国的历史就是以虞、夏、商、周四代作为正统王朝的开始。
由于《尚书》是一部档案文件汇编,因此无论时间还是内容都相互独立而不连贯,没有明确的记载顺序,杂乱无章。而且文字古奥,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加之后来又有缺漏,今文三家和古文、伪古文各有传抄错误,到唐代改写成楷书又平添了错误,导致此书非常难读。
历代研究《尚书》的人很多,伪《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出现后,孔颖达以它为真本,撰《尚书正义》,宋代蔡沈集两百年之研究成果,写成《书集传》,它是宋代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明代将它列入《五经大全》中,后来汇刊在《四书五经》本中,成为科举的法定本。清代研究《尚书》的人不少,其中孙星衍采辑各家旧注,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是《尚书》注本较完善的一种。
《尚书》流传时间长,版本很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汉熹平年间刻的石经,传到现在仅存千余字,分属二十二篇,称《熹平石经》。魏正始年间卢植将《尚书》刻成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称《三体石经》,今存三千余字,分属十七篇。伪《古文尚书》出现后,流传中版本复杂多变,现存最早的伪《古文尚书》本是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是由隶古定本流传下来的。“隶古定”是用隶书的笔划写籀书的字体,这种版本中奇字很多。传至宋代,吕大防得此本,晁公武把它刻石于成都,薛季宣据以撰一部《书古文训》,这唯一的隶古定刻本今保存在《通志堂经解》里。这种隶古定本很难读,晋代范宁将它改写为今字本即楷书本,到唐失传。唐玄宗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改写中出现很多错误。开成年间刻成《唐石经》,又名《开成石经》(共十二经)。全石保存至今。所有五代以后《尚书》的各种刊本都承《唐石经》,流传至今。《尚书》版本有唐代《十三经注疏本》相台本及翻刻本、宋蔡沈《书集注》本、明监本《五经》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