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
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三章]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十二章] 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五十三章]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鉴赏〕 我们知道，从地理因素上来讲，农业生产是中华文明产生之初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古代中国在北方、西方、东南方都有天然的屏障，同外界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基本上处于一个半封闭的状态，而中国本土又有着广袤的平原和黄河、长江等诸多河流，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祖先的生存主要以农业为主。而作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老子并没有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虚玄地谈“道”，恰恰相反，老子极端地重视民生，强调农业生产的地位。对此，老子在《五十九章》中有非常清晰的阐明：“治人事天，莫若啬。”在这里，“啬”即“穑”也，如《说文》就说：“田夫谓之啬夫”;这句话突出反映了老子的重农思想，认为“治人事天”，没有比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事了，并且这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
正是因为认识到农业在民众生活、社会政治中极端重要的地位，老子提出了“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以及“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的政治主张;并且，老子还提出了与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相吻合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与此相反的是，老子严厉控诉了“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五十三章》)，以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十五章》)的暴政，谴责这种暴政对于农业生产、对于民生的破坏。
可以说，从老子开始，之后的先秦思想家不管在哲学的核心观念上与老子有多么大的歧义，在重农这一点上，都是与老子的思想相吻合的。如孔子就指出禹、稷是“躬稼而有天下”的(《论语·宪问》);孟子接着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滕文公上》)。孟子甚至还突出以农为本的仁政看法，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尽心上》)。对于这些，管子说得更明确：“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管子·治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管子·治国》);管子还认为这“粟多”(粮足)不仅仅关系到国强民富，还关系到社会的道德礼仪，所以管子在《牧民》中说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出于以农为本的观点，荀子要求农夫众庶要“掩地表亩，剌屮(草)殖谷，多粪肥田”，“使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以达到富国的目的(《管子·富国》)。而到了韩非子那里，则公开提出“富国以农”，说：“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韩非子·五蠹》)……诸子百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作为诸子百家中的农家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概括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真正地是以民为本。
然而，就是这如此重要的“农”却有着自身的特征。其特征是，如果说相对于“农”的“工”可以确定的话，相对于“工”的“农”却具有不确定性。其他不说，就说表现在劳动产品上，工匠制器，只要单位时间确定制器数量(如一年生产10辆大车)，那么，在人力物力不变的情况下，相应增加的时间数量(如三年)，也就必然可测所生产的大车数量(10×3=30辆大车)。因为这工匠制器极少受天时地理之影响的。同样，这工匠制器，如同制器数量可测一样，这“器”的质量也是可测可控，能确定。
但是，农夫的劳动产品(农作物粮食的收获数量)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可测可控。这是因为传统农业离不开“靠天吃饭”这一点。在天地自然面前，农夫之勤快、农艺之精到，显得非常脆弱，难以“人定胜天”。如遇灾害荒年(凶年)，你农夫就是再多的“勤快”和“善治”，也不起作用，颗粒无收(绝收)的事经常发生，否则就不会有“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句无奈话了。所以年成的好坏(凶与穰)，决定了这农作物粮食收获的多少。由此反映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在其著作中提到诸如此类的话，如《论语·颜渊》说到“年饥”(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孟子·梁惠王下》说到“凶年饥岁”(荒年，粮食绝收)和“乐岁”(年成好，粮食丰收)。同样，《管子·国蓄》说到“中岁”(年成中等)。诸如此类的“乐岁”、“凶年”和“中岁”这样的字眼出现，实际上是说明了作为农产品的粮食收获多少，实在是无法一以贯之地常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社会要存在，日益增长着的人口要粮吃，于是中国古人为了解决此问题，就想出“籴粜之法”——粮食歉收买进和粮食丰收卖出，以想使原本不可测、不确定、不可控的粮食产量变为可测、可控、确定的粮食产量，以解决日益增长着的人口吃粮问题。对此，《管子·国蓄》说：“故善(治)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然而不管是“有余”卖出还是“不足”买进，它背后反映的是农产品粮食在单位时间上的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
同时，与此数量不可测相联系的是，农产品的质量也是不可预测的。
由于农夫在劳动产品上的质量和数量均难以预测、具有不确定性，所以管子会在《管子·治国》中这样说：“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反之，因工匠的劳动产品之数量质量可控可测能确定，所以管子同样在《管子·治国》中说到“巧者(制器)，一日作而五日食”。这即是说，制器工匠干一天足够五天吃用，而农夫终年劳作有时还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其背后起作用的是，农业产品粮食的不可控和不确定性。
诸如此类，使生活在其中，且又重农的老子又怎么会不感受到这不确定性的厚重呢?身受这不确定性的压迫，老子于是借“道”来说事，呐喊着阐发着这不确定、不可识、不清楚的“道”之思想。因此，老子在《十五章》会说：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二十一章》会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十四章》会说：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正是因为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不确定之体验，老子在首章即开门见山地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强调万事万物的周流转化、变易不息;也正是由此“变易之道”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出发，老子才进一步思入了宇宙万物的最深处，试图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把握某种确定的东西，以昭示于世人，于是才有了《老子》“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传世。
总而言之，与西方哲学极端重视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哲人一开始就把哲思根基深深地扎在了社会生活的泥土中，即使被常人视为喜欢虚玄的老子其实也是如此，其“道”也是“不远人”的，它与国计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如果说西方哲学的产生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而开始哲学思考的;那么，中国哲学的产生则是源于哲人们对于民众生活的悲悯之情，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人学”。老子在其五千言的简短篇幅中反复申言农业生产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并且又由农业生产之不确定性思及“道”之“变易”性、不确定性，从而继续深思，希望寻找出一条“大道”以使人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的灾难的发生，便是中国哲学关注于“人”的一个典型例证。正是由此，即使老子的“重农”思想在当今或许有些过时了，但他从农业生产中所悟出的“道”，以及他对于民生疾苦的悲悯之情，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