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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丞相》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牛丞相是元著名悲剧《琵琶记》中的重要角色。

  在汉朝洛阳京城中,他身居高官,权势显赫,富贵重门,有所谓“势压中朝,资倾上苑……门外车轮流水,城中甲第连天,琼楼酧月十二层,绵帐藏春五十里,香散绮罗,写不尽园林景致”之称;在臣忠、子孝、妻贤和重男轻女、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社会中,他是理所当然的封建礼教代表,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他严酷冷漠、 固执虚伪,重名利、教化,严于封建礼教。

  作为一国的宰相,牛丞相深知治国之道: “古人云:欲治其国,先济其家。”治国必先治家,生活在牛府中的人都必须以这不可逾越的礼法规矩准绳:且不说牛小姐,就连那自幼进入牛府的小丫头,服侍到老,都“不曾得一日眉头舒展”;至于这千金小姐,她自当继承牛丞相的衣钵,同样规圆矩方,不允许丫头们对男儿“抬头看一看”。牛丞相对身边唯一的千金小姐,以所谓“妇人之德,不出闺门”、 “习女工”作为家教严训,使她成为“贤妇”,所以他择婿的要求必须是门当户对的“读书君子”,而非“膏粱子弟”。膏粱子弟虽有钱财,却多花花公子,岂不易被他们带坏,使她难成“贤妇”。

  牛丞相“势压朝班,威倾京国”,大有“转天回日”之本领,谁若得罪他,那就休想逃脱惩罚。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并非丞相狂言,它令人听了丧胆销魂。正是由于他权势显赫,选个女婿根本就不必费力,若是仗势强婚也不足为奇。他明知新科状元蔡伯喈有“年少之妻房”,却欲许配其女,此时此刻,他就顾不得什么封建礼教、仁义道德了;他明知伯喈借口探亲而上表辞官,本意在于拒婚,却抢先奏表皇上不准辞官;他明知女儿也怨他“强索全不顾人议,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却“苦不放过”。牛小姐许配伯喈由一国之主皇帝做主婚人,这圣旨难违固然不错,但牛丞相不容伯喈上表、辞官、拒婚,而且如其女儿所说,这“满皇都,少什么公侯子,何须去嫁状元”?他却偏要选定这有妇之夫蔡伯喈!其恃势强婚的丑恶形象,已勾画得淋漓尽致。

  牛丞相为维护其豪门权贵的地位,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实际上他则背弃礼教、不顾仁义道德,虚伪而无情。他早已从媒婆禀报中得知伯喈有妻室,却装模做样说什么“他自从到此,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不知为着什么”;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会在牛小姐面前大白,当她告诉父亲,伯喈已“娶妻六十日……别亲三五年,竟无消息,温情之礼既缺,伉俪之情何堪”,她欲与伯喈同归陈留以尽子、妇之道时,牛丞相原形毕露,冷酷无情地阻止道: “汝是香闺艳质,何必顾此糟糠妇,焉能事此田舍翁!”在他心目中,贵贱界线分明,世上唯牛为贵,决不能允许牛府的堂堂千金小姐与“贫贱”的糟糠之妇平起平坐,所以尽管牛小姐已意识到强婚有妇之夫的过失、意识到自身日后将被人议论,因而劝谏老牛“坐理朝纲。岂可断他人父子之恩,绝他人夫妇之义?……俾孩儿有违夫之命,不事舅姑之罪”,牛丞相还是要训斥为“胡说”。他的严酷冷漠,至此刻画得维妙维肖。

  可剧情发展到后来,牛丞相由严酷冷漠一变而为大发善心。这一百八十度的突然变化,使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突然出人意料地转为喜剧。当他怒斥其女“胡说”之后,却又仿佛如梦初醒,翻然悔悟,深感牛小姐劝谏之言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昨日女孩儿要和伯喈归去同事双亲,自家不肯放他回去……如今寻思起来,他的言语,句句有理,节节堪听”,进而他又被赵五娘孝行所感动,促成蔡伯喈携二妻守服,奏章圣上予以旌奖,于是这牛丞相也官赠十六勋,其亡妻赠为天水郡夫人。

  牛丞相思想的突然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他在《琵琶记》中代表着豪门权贵,恃势强婚,造成赵五娘、蔡伯喈的婚姻悲剧,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权贵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富贵与贫寒之间的悬殊和广大妇女的痛苦。而他的思想突变,实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使然,作品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即为创作宗旨,故为了宣扬“子孝共妻贤”的封建思想,他也必然要使其女牛小姐同样成为“贤妻”,以符合创作意图。然而这并不能掩盖牛丞相作为封建卫道士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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