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由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集体创作的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其思想和艺术的别开生面，而成为建国后十七年中当代部队生活题材话剧创作的高峰。三排长陈喜是全剧中最有深度的人物，无论在主题表现上还是在结构艺术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来自老解放区，机智英勇，聪明能干，有强烈的翻身感，对新事物不缺乏敏感，对荣誉有一种本能的愉悦感。三年前，他告别新婚才三天的妻子春妮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三年来，跟着部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他，一个农村的愣小伙，在火线上入了党，并且还担任了排长。大上海解放后，他随部队进驻了这个繁荣的东方大都市，担任保卫新生大上海的光荣任务。这里没有呼啸的枪炮声，也没有弥漫的硝烟，霓虹灯闪着撩人心目的光芒， 《白毛女》的旋律被交织在一片靡靡之音中。这对于惯常在火线上拚搏的人民战士来说，一时是难以适应的。陈喜所在连队不少战士，甚至某些指挥员，都陷在深深的不理解中，时不时会冒出些牢骚怪话。陈喜却不然。他睁大双眼看着这一切极为新鲜的人、事，站在喧闹的南京路，是他第一个发现，那里“连风都有点香”。
“十里洋场”的“香风”吹得他甜滋滋的，他觉得南京路上“太平无事”，开始习惯大上海的各种“玩艺儿”。到处被人奉扬着，什么“签名”呀， “留地址”呀， “跳舞”呀， “讲战斗故事”呀，如此等等把他搞昏了头。尤其在女特务曲曼丽的恭维和迷惑下，他慢慢步入了歧途。一种功臣的优越感充盈在他的精神世界中， “香风”的浸蚀又趋促他向往灯红酒绿、花枝招展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他下意识地仿效曲曼丽那种潇洒的扬手礼;新战士童阿男要离开岗哨陪女朋友上国际饭店，他同意了，认为领导上海兵“得讲究点情面”;八班长赵大大在南京路上带班执勤，他认为“黑不溜秋的”，叫赵大大“靠边站站”;伴随他走过大江南北的老布袜子，他扔掉了，讲究阔气了……
他的变化，那种从思想到行动上离开人民战士本色的滑坡，导致他改变着对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态度。他俨然是属于那个“洋场世界”的，看惯了浓妆艳抹的都市女性，听惯了她们的莺声燕语，渐渐地开始嫌弃春妮的所谓“土里土气”了。春妮手里拿着支前扁担、拎着红布包袱，风尘仆仆赶来看望他，他却说：“你拿根扁担干吗?扑扑楞楞的，打着人怎么办?”春妮在营房温存地和他谈着小两口子的私情，他却连他们结婚的日子都忘了;春妮习惯地疼着她的丈夫，在他上岗前塞了两只鸡蛋给他，而他却嫌弄脏了新军装，弄腥了手;春妮深情地从作姑娘时背着人送给他的鸳鸯针线包里抽针引线替他缝袖口，他却一把将线扯断，扔掉针线包，临走扔下“就在屋里待着，千万别上大街”的话……他的行动，他的言语，都是那样的毫不经意，是春妮跟不上趟了吗?不，是陈喜他被“香风”吹透了全身，甚至吹进了骨髓。
他的蜕变，从传统的角度看，似乎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但深明大义、对陈喜的变化最痛心的春妮却表现了一个受党教育、经革命洗礼的农村青年妇女敏锐的洞察力。她给指导员的信中说，陈喜“是把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把解放区人民的心意给扔掉了，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他“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了”!陈喜的蜕变，既联系着浩茫的历史，古往今来的多少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并不失败在夺取胜利的全部奋斗中，而往往失败在胜利后的陶醉中;陈喜的蜕变，同时也联系着尖锐的现实，南京路上的老K狂叫着： “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
他的蜕变，反映着意识形态领域内敌我之间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危害着保卫红色大上海的根本任务的完成。正因为是陈喜的丧失警惕，让赵大大“靠边站”，又放纵童阿男擅离职守，致使逮捕老K的线索从三排的哨位边滑掉了。正因为是陈喜的迷惑于特务曲曼丽的“姿色、蜜语、鲜花”，特务们用鲜花包裹的定时炸弹，险些被他带进会场。
然而，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在素质上不同于历代农民起义的队伍，发生在陈喜身上的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它的结局，和敌人的愿望相反：陈喜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通过对敌斗争的洗礼，荡涤了头脑中的污垢，是他向曲曼丽射出了严正的子弹。
毛泽东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全军：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陈喜形象的深度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革命队伍对陈喜所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不仅是对某一个革命同志的挽救，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能否继续前进的原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陈喜这个艺术典型凝聚着时代最激烈的风云，他作为一面镜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不失发人深思的现实作用。
《霓虹灯下的哨兵》具有突出的集中技巧。陈喜形象的塑造尤其明显地表现了剧作家们在这一方面的功力。剧作家们善于选择生活中普遍、平凡的事物、动作，加以提炼，显示出它的意义。细节的设计和处理颇富匠心。陈喜两次扔掉布袜子，炊事班长洪满堂两次拾起布袜子交给连长鲁大成;春妮从她送给陈喜的针线包里抽出线来为陈喜缝补衣袖，陈喜却将线扯断;转变后的陈喜，从针线包里抽出一根线，春妮伸手接了线，等等，都很有深刻的寓意。剧作家对陈喜是有所善意的批判的，他们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南京路上被“香风”吹昏后的音容笑貌，一招一式，都有些滑稽的意味，人们由陈喜的腔调会进入“含泪的微笑”的境界，从而品味出某种苦涩严肃的滋味来，从愉快的喜剧享受中受到教育和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