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第二章第一节主要内容
主要讲述了斯诺在进入安塞途中被白匪追逐的经历(后由赤卫队卞队长口述得知)，同时也介绍了国民党通过“民团(即白匪)”(犹如保甲制度)这一组织来对地方进行统治和镇压的政策。途中斯诺遇见的第一个红军姚战士带领他到达安塞并护送他到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第二章第一节讲述了为了躲避白匪斯诺在破晓时提前出发，路上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一位在政治保卫局工作姓姚的青年，姚带领斯诺到了安塞，在见到安塞赤卫队队长后，斯诺才知道原来一群白匪跟随着斯诺过来，但被赤卫队的人包围攻击并被俘获了几个人。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西行漫记”。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在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斯诺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上——“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亲切交谈”。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洋鬼子不就是来过几次中国，至于这么大肆报道他吗?等真正读了这本书，才发现斯诺和历史书上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发自内心尊敬、热爱红军的国际友人。斯诺站在一个“老外”的角度，深入延安，深入根据地，深入这片西方媒体眼中“土匪聚集的地方”，去真正了解一下“土匪”们的革命精神，去了解一下是什么让他们战无不胜，是什么让他们奋不顾身。告诉读者们“土匪”们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又红又专”，为世人呈现一个较全面也较客观的“中国红区”。
很多人看完《红星照耀中国》，会常用这样几个字眼来评价：“热情”、“魅力”、“气质”、“青春”、“活力”等等。斯诺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有趣的太多，在这我并不想详述全部。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红小鬼的话。当红小鬼给斯诺端来水，斯诺更正之前的“喂”的称呼，改称“同志”道谢，“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要知道，这些孩子当时只有大概十二三岁。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段艰苦的时间里，人们虽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精神上却有着极高的信仰和信念，这些青年人作为长征中的特殊群体，用自己的青春视角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征程。我想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很大部分跟这股“青春力量”不可分割，因为有数据显示，长征时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曾经在《时代》上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中国“80后，90后”的批判，认为中国“80后，90后”是“自我一代”，既是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
其实我想，在中国，并不只是单独的一个特定群体“80后或者90后”不关心政治。我所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到底与某领导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记得我大家在写思想汇报时，常写到“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其实我想，你那不是关心政治，是关心宣传。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与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关心政治的人类本能成为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中国青年与美国青年在政治上所表现不同程度的关心，我想并不能归结为“个人觉悟”，政治环境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能够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一个“无形保障”。我想，红军长征期间，能够大量涌向这样一批的被后人所赞赏的青年，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当时的政治环境也造就了他们这样坚韧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