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米其林集团在全球现在雇佣大约125，000名员工，负责集团生产及推广众多的品牌——米其林，BFGoodrich（百路驰），Uniroyal，Kleber，Riken，Siam，Taurus，Stomil-Olsztyn，Laurant，Wolber，Tyremaster，Icollantas以及回力轮胎。集团2002年的综合净销售额为156亿欧元，占全球轮胎市场份额的19.6%。
除了轮胎以外，米其林集团还生产轮辋、钢丝、地图及旅游指南。其中地图与旅游指南的出版机构是该领域的领头军。著名的法国“红色指南”在2000年已有100岁。
赛车运动长期以来与米其林密不可分。1998年米其林集团庆祝其跨世纪的轿车、摩托车及自行车赛车运动，并于2001年重返一级方程式。
米其林语录
现在是举杯的时候了。
——米其林
公司治理结构
米其林（MICHELIN）公司成立于1946年6月4日上午11点整，当时是我们公司的一名送信员到巴黎市列宁格勒街26号的法国专利局，进行新公司注册。这是一项对轮胎工业起着革命性作用的专利申请——辐射层轮胎（子午线轮胎）的诞生。辐射层轮胎的安全、耐用、省油及舒适，使它的问世不仅对现代交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以至于40多年后的今天，传统交叉层轮胎在欧洲几乎完全消失了。现在，人们可以看到，摩托车、汽车、地下铁、推土机、飞机都相继使用了辐射层轮胎。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关于公司治理的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有自己的主张。
在对公司的管理上，我一直是坚持着事前激励的方法。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在治理体制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促进那些不能从市场上获得回报的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如何改变在价值强化上专业化关系的投资激励。
记得在20年代早期，费舍尔车身公司（一个汽车车身的制造商）拒绝将自己的厂址选在靠近通用汽车公司的地方（尽管这样的选址可以获得明显的效率改进）。靠近通用汽车公司将会减弱费舍尔公司向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供应车身的能力，并将弱化它事后讨价还价地位，而且可能减少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准租金的份额（Klein，etal，1978）。公司治理体制的改变（通用公司收购了费舍尔公司）最终导致了有效的厂址选择。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惑着我。
规范分析
只要是做经理的，都是很喜欢扩张自己的企业规模，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公司获得更大的价值。一个经理可能使企业专司于他能够最好控制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提高了他的事后的边际贡献，也提高了事后租金中他的份额（Shleifer and Vishny，1989）。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问题不限于等级制的顶层，而且在所有的管理层都存在。那些没有足够决策权力的附属部门的经理们，也会在试图争夺他们强大的上层领导的仁慈方面浪费资源（Milgrom，1988）。这些都是作为老板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事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完全契约分析的应用就是它的规范应用分析。在完全契约的世界，这类分析的范围是有限的。一个乐善好施的计划者可能不具备改进私人契约所需要的事前配置的能力，因为这将实现有效约束的结果。虽然事后的产出可能是无效率的，但是，无效率也是已经缔结的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需要被保留以便维持未来的事前效率。相反，在不完全契约的世界，这里存在着需要分析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大量领域。
一个局部最优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可能并不具有社会效率。事实上，不完全契约世界随时会对“套利交易权利”产生某些激励。假定今天具有大量拥有讨价还价权力的企业家，并预期在不久的未来将损失这一权力。如果他签订了所有的契约，在没有任何扭曲的情况下，他可能从这一关系中成功地抽取所有当期和未来的剩余。但是，如果某些契约不能被签订，那么企业家就拥有激励扭曲他的选择以便将今天他的讨价还价权力转移到未来，保证他攫取某些未来的剩余。
无效的讨价还价
改变事后讨价还价的效率，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讨价还价的结果让公司治理体制影响科斯定理假定条件被违背的程度。因此，在参与方、协调成本的水平或广泛说来某一方资产变现被约束过程中，一套公司治理体制能够影响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如果控制权被分割给大量的且分散的剩余索取者集合（如同绝大多数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一样），即使在产权已经明确界定和完全交易的情况下，免费搭车问题可能阻碍正在执行的有效率的活动（GrossmanandHart，1980）。同时，在补偿性转移必须决定的过程中，通过决定方向，控制权的配置能够影响效率。相对于事后的讨价还价而言，在某一方的流动性受到约束的情况下（AghionandBolton，1992），或者，在它面对着不同的机会去从事生产性的投资而不是将这些资源用于“寻权”活动的时候（RanjanandZingales，1996），补偿转移的方向是重要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交易都可能不会达成。在第一种情况下，因为可能补偿的那一方没有资源，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交易（即使在本质上是有效率的）在“寻权”活动上浪费的资源可能比收益补偿更多。
我觉得在控制权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分歧上，事后的无效率是日益增长的。在工人的职业技巧、处于等级制中的地位和任期等因素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向工人分割控制权是高成本的。虽然汉斯曼没有提供这一关系为什么发生的规范模型，但是，他确实为在实践中控制权很少被分割给具有冲突利益的各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的推测是令人好奇的，因为我们没有关于为何不同的公司治理体制导致事后无效率的不同水平的一般理论。然而，无需怀疑，无效率确实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风险厌恶
任何一个企业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一套公司治理体制可能影响总剩余的事前价值。如果不同的各方具有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或不同的分散风险或对冲风险的机会），那么，公司治理体制的效率也可以通过它怎样将风险分配给最具风险承受能力的那方来衡量。
我认为不同的公司治理体制也能够产生不同数量的风险。假定所产生的剩余总量是一个常数。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一个随机性的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么，每一方的报酬是随机的也是有可能的。例如，就未来的通货膨胀而言，以名义美元签订一个人寿保险契约在投保人（policyholder）和保险公司之间创造了一个纯粹的赌博。如果参与各方是风险厌恶的并且不能分散风险，这一附加的“治理”风险（这个情形是由契约产生的，一般情形是由治理结构创造的）就减少了总剩余的价值。
综合起来看，公司治理体制的目标将是：（1）使价值强化投资的激励最大化，同时，使无效的“寻权”活动最小化；（2）使事后讨价还价的无效率最小化；（3）使任何“治理”风险最小化，并向最小的风险厌恶方分配剩余风险。
资金的管理
在对资金的管理上应该注意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总是增加由它的所有者攫取的剩余份额（所有者有机会顺手拿走资产），我认为这样的管理必然增加它走向专业化的边际激励。如同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一个更为专业化的资产脱离了这一关系就会没有价值──因为它已经被专业化，那么，专业化减少了所有者的外部机会，并因此减少了它的准租金份额。拥有物理资产使代理人对专业化的态度更为勉强。其结果是，剩余控制权最好被分割给一个代理人集团，这一代理人集团需要保护他们的投资以便对抗事后的剥削，但是，他们在多少资产应该被专业化方面没有控制权。
很多时候我要考虑企业中的不同数量的专业化的投资联结，我觉得造成这样的一种联结很多时候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资金的供应是容易被契约化的，只要他们的供应者在事后能够得到足够的剩余，资金就会以最优的数量提供。因此，在避免降低他们的边际激励的消极效应的过程中，给他们足够的事后剩余，将剩余控制权分割给资金的供应者就具有积极的效应。
争取到一定的投资也是节省自己资金的好方法，企业里一旦拥有的资金就可以进行更加专业化的项目投资。最优的情况是，在保持资产剩余控制权的构成中，资金供应者将对专业化资产的权利委托给并不将专业化所产生的机会损失内部化的第三方。
阅读手记：谁将控制企业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困扰着，那就是谁将来控制我们的企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吗？很多的人也许都会有这种认识。但是米其林的管理理念让我们明白，控制企业的并不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而是其他的更多的很多方面。
首先是对一个企业的控制权的分割，可以直接影响到剩余价值的分割，控制一个企业的决策，一方在没有其它方合作的情况下，可以保证自己越来越有价值的选择权。这保证了具有控制权的一方在这种关系中具有大量的剩余份额。因此，在这个已经阐明的框架中，谁将控制企业的问题可能被改述为：在事后的讨价还价中，谁的利益需要更多的保护。此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是与企业的基本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从一个企业的产权上来看，即使是企业的管理者和控股者都是有互相制约和协助的关系的，而市场的需求却是他们共同关注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要关注市场这个大的环境。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股东却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质，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要尽力保护他们的股东，因为：（1）他们的投资是比较有价值的；（2）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契约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投资；（3）其它的利益相关者在事后具有其它的权利基础保护他们的投资。另一个方面，股东有着一定的决定权。
这些都是从米其林那一套套的理论中理解到的，我想这些就是企业家们共同关注和把握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