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摄影：叶辰亮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每次来我们家，他的银发永远分得清清爽爽。他头发并不多，一经梳理，似根根可数。他告诉过我：“每次外出做客，必理个发才去，这叫尊重人。”这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
外公很瘦，但是看起来总是精神矍铄，这可能还和他爱穿中山装有关。就是那么两三套中山装，因为穿得整洁，虽然衣服旧了些，甚至还有补丁，可从没给人留下过时的感觉。
他的饮食更是简单又简单——外公外婆吃饭，桌上总是老三件：霉豆腐、腌菜、酱瓜。只有到客人来了，他们才肯添上几个荤菜，比如泥螺、梭子蟹、梅鱼之类的海边特产。然而，节约并不是吝啬。每每他到上海、杭州等地的亲朋好友处做客回来，途经我们家歇脚，第一件事便是给我们四姐妹分礼品，或毛笔、铅笔，或笔记本、油纸扇，或其他有当地特色的东西。母亲曾跟外公说：“偶尔买一回就可以了，不必每次都买，还是多改善改善你们自己的伙食吧！”尽管他嘴里说好，可还是照买不误。
杨赓德，我的外公，1903年2月11日出生于绍兴沥海的书香世家，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17岁考入上海美专，师承刘海粟先生。毕业后，曾在大连教书。后返回故里，在沥海中学任美术教师。外公很难得地和我聊过一次他早年的经历，还聊了很久：回忆自己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常有作品被选入各种画展，让同学和老师对他刮目相看；说起比自己低一届的同学赵丹的“调皮”，是天生做电影演员的料；说到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组织领导者叶天底同居一室、同上街头散步，却不知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说及到家乡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编辑《上虞声》时，在学校传达室第一个接待了来春晖中学任教的“小个子”朱自清先生，并陪他往夏丏尊先生处……
外公退休后，为了补贴家用，加之学校也有需要，他专司敲钟兼卖菜饭票的工作。听母亲说，外公是一个顶真而又顶真的人。敲钟绝不错时，卖菜饭票更是管得分毫不差。有一回，盘算菜饭票时，少了两分钱，外婆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两分钱嘛，你补上就得了！”这句话竟令外公很不爽，平日很少拉下脸孔的他正色道：“我又不是心疼这两分钱！你补上了，账面上可能暂时是平了，但实际账里肯定有差错；今天稀里糊涂地补上了，说不定哪天纰漏就冒出来了……”为此，外公返工算账直到后半夜。难怪父亲背地里老对我们说：“你们外公可是天底下最清廉的人了！”我曾问外公：“有的人卖菜饭票，常会出差错，您为什么管得这么好呢？”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我只是不贪、用心而已。”
外公居住的房子，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江南民居，高高的粉墙，把喧闹与嘈杂隔在墙外，关起门来便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小天地。这个院子，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然而，犹若人进入风烛残年一般，在海风的呼啸声中，在瓢泼的大雨里，它可能随时会倒下。“修！”古稀之年的外公，作出了修葺老屋的决定。一个原本看上去文弱的书生因此俨然成了一位战场上叱咤风云、胜券在握的指挥官，他筹备、调度、监理，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在他手下，一切有条不紊，运转有序。夜深人静时，他还要拿一个笔记本在施工现场这里看看、那里翻翻，不停地记着什么……经过半个月的大修，老屋修葺终于大功告成。虽说外貌无甚变化——修旧如旧，但精气神却更充沛了。
外公是很认真的人。家里一只会捉耗子的老猫，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偷吃了。说起这些人，乡里都很害怕，有人劝外公不了了之，可他坚持独自一人找上门去和他们讲道理，一次不行去第二次，就是不罢休：养了十多年的猫，喂了它十多年，它还能捉周边的老鼠，可带来无尽的效益，你们怎么赔？！面对看起来似乎更“不讲道理”的人，对方最后不得不赔礼道歉。后来，听说这帮人的气焰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外公开怀而笑：“就得以牙还牙、以毒攻毒，治治他们！”
晚年的外公，除了去外地走走，会会老朋友，大多时间则是在家里弄花养猫、看书写信。他的院子里葡萄满架，桃红柳绿，堪比公园一隅；其书房更是汗牛充栋，翰墨飘香。他每天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时间坐在楼上书房里看书、写信。每次写信，外公还不忘在信末粘上几枚邮票，意在婉转告知对方不要忘了及时回信。包括给自己的老师刘海粟先生和同学关良先生写信，他都保持了这样的习惯。
在同学中，他通信最为频繁的要算是关良先生了。当年，就是外公卧室的墙面上挂着的《武松打虎图》和就餐间挂着《东郭先生受教图》，让我开始熟悉关良先生的名字和他的人物画。后来舅舅告诉我：外公走了以后，正是在翻阅他与关良先生的通信中，舅舅知道了关良先生喜欢吃沥海渔民自晒的海虾干和绍兴乡下的梅干菜。因为两位老人突然断了通信，舅舅特地采购了上好的海虾干和梅干菜，依循通信地址找到了关良先生。关良先生哀伤之余，为感谢舅舅的登门通报和所携丰盛礼物，又特地画了一幅画相赠。舅舅说：“当时，关良先生已经封笔，可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破戒作画以赠，这实属难得，也可见他与你外公的情谊之深之笃。”
我也爱读外公写给我父母亲的信。有一封来信，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有一回，母亲与小姨因为一件小事起了口角，气盛之下，在外公家做客的母亲，径直打道回府，一时弄得大家好生尴尬。过了几天，外公来信了。然后，母亲又欢欢喜喜地去外公家了。背着母亲，我悄悄看了外公的来信。从一开始到结束，外公似乎都在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我至今记得信中说的“百花一树生，毋须生怨心”。
我之所以喜欢读外公的来信，不仅因为隔三差五就有信来，让我们得以知道最近外公外婆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也因为外公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其时，我也正在练习书法，看了外公写的小楷，这才知道写字与书法的区别，感受到书法艺术的真正魅力。每次来我家，外公一定会检查我的临帖作业，并让我现场临帖，并细加指点，有时还会亲自示范。考入大学的那一年，外公还把一只包浆醇厚的钧窑笔洗和一方留着老印泥的青花印盒赠送给了我。我知道，这两件礼品颇为贵重，这既是外公对我练习书法的奖励，也蕴含着他对我继续努力的期望。而今，我不仅一直坚持临帖，从未辍笔，还有幸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也算没有辜负当年外公对我的厚望。
很遗憾的是，我对外公的了解并不多。比如美术作品，我只看到过他的教学挂图而没有看到过他的创作画。外公去世以后，我才从著名茶人刘祖香先生处获悉，“当代茶圣”吴觉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谈及家乡浙江上虞人文荟萃、人才济济时说：“不能忘了沥海镇有一个叫杨赓德的人，他可是乡贤啊！”作家高志林则在《沥落海边的那所中学》一文中写道：“1985年，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对夏衍老说：‘我们上虞是出人才的地方，上虞有名画家，杨赓德就是一位著名画家，我很欣赏他的画的。’”只可惜，外公在世时未能听闻。然而，有这样一个评价足矣。若外公地下有知，能不宽慰乎？
外公去世后，被安葬在自家院内。深埋于土的石槨上，没有墓碑，也没有碑文。据说，这是外公生前的唯一要求。每次回来凭吊，在哀伤之余，那份静谧、幽香和诗意，总是让我想起外公的精神世界和美学追求。这独具个性的墓地，向家人述解着他铁骨柔情的一生——外公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七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