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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讲座文字稿 | 哀悼我们的丧失

本文根据张海音教授于2020年3月28日的讲演内容整理

另附讲座回放视频链接:https://www.tangxinli.com/podcasts/5e818f49ba6701347777b2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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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悼我们的丧失》 -

主讲人:张海音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正好现在快要到清明节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丧失的哀悼,特别是在我们这次疫情的中心区域武汉,正好如果有的家庭有亲人去世,那我们怎么来哀悼,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着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感到沉重,不知道怎么去打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特别是武汉有这么多人受了苦,而我自己又不是身处武汉,看到武汉有这么多的家庭又突然失去了亲人,我感觉自己要说什么都好像不那么合适。

▷我想先回顾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这样可能会稍微合适一点。回顾这两个多月来,面对疫情,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及心路历程,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去回顾一下。

▷接下来我也会从心理学的一些层面和角度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哀悼我们的丧失”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在我以往经历当中处理这些问题及碰到这一类的困难时,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经验。

1:

首先,这次疫情对我来说,在过年前,我记得应该是1月20日左右,那时候听到一些传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吸系统的传染性疾病,但是没有太重视,因为毕竟不是身处武汉。一开始我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传的时候,有朋友、亲戚在说这件事,我听起来感觉还不太相信。当然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到了小年夜非常明显,形势直转急下,因为全国开始都要派出医疗队去支援武汉,这时候一下子会感觉到形势变化得非常快。我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一开始的反应是非常震惊,但是,其实自己在感到震惊的同时,隐隐还感到稍微有点羞愧。为什么会有莫名的一些羞愧的感觉?因为在此之前的几天,好像自己的态度是不那么重视,想想自己好歹也是医务人员,怎么对这一类的信息不敏感、不重视?那个时候其实会有那么一些羞愧,因为还怪过几个谈论这个话题的朋友,觉得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有点相当于,我们医务人员看到这类话题不会太慌,那个时候就会感到隐隐约约有点羞愧,或者说有点内疚。但是,因为非常快,接下来看到各种要去援助的信息,自己会有一种很激昂的、甚至还会非常无所不能的一些情绪,然后很想借着在举国之力这么一个背景,去做点什么,应该去做的、应该能够去解决的等等。

另外还包括,我想大家也会体验到,那个时候也会非常感慨,或者说非常激动。然后接下来几天,在朋友圈里面,特别是我们搞心理咨询的朋友圈里面,马上就有很多关于“怎么去做心理危机干预”、“怎么去做心理援助”的各种探讨,这些探讨一开始恐怕还是会撕裂成两种非常极端的意见。有一个极端,就是感觉到我们马上需要大量人员过去,有很多心理创伤需要去帮助,有很多危机的情况,有这么多人突然得病然后因医疗资源挤兑而没办法医治去世了,还有很多医务人员也是没有医药防护设备等等,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揪心的,总觉得很想去做点什么。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极端的意见,认为我们不要瞎起哄,根本就不应该去,我们凭什么要去拯救或帮助别人,可能要去充分尊重每个人有自己自愈的能力,我们不要居高临下地摆出一副专家的样子,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好像只有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好像只有你才会有力量等等。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开始碰到这么大的事情,真的是会非常的撕裂,分裂成两个极端。

所有这些背景,是因为我们遭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非常惨烈的情况,因为武汉那个时候确实非常惨,其实谁听到都会受不了,受不了的话,我们就会以各种形式去反应。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反应方式不一样,我想我自己的情绪反应也会特别大,自己的情绪波动也会蛮极端,而且会动不动流个眼泪,然后是克制不住的、莫名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体验不到情绪,这也会有。另外在接触到各种各样极端的信息时,有时会非常愤怒,当时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感觉——总感到别人有些看法说得不恰当,大概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都没有说到最根本的问题,好像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最恰当的、才是真正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在朋友圈和别人争执,争执没有结果,事后还会生很大的闷气。我想这些都是每个人大概都会有的一些反应。

当然,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要做点什么,包括做了一些有关心理危机的一些科普,不管是接受采访也好,写一些文章、发微信朋友圈、发一些自己写的东西、包括发微博、包括在b站当中也上传了一些视频,一些自己写的文章等等,都会做一些。那个时候比较乱,想到什么就会去做什么,生活节奏也会乱,也会吃得多了,本身在节制饮食、想控制得好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吃东西就会不太控制,身不由己的。动也会动得少了,本来每天有固定的节奏会去做些锻炼,但这时节奏也会乱,就会忽略要去做锻炼等等。我本身每天总有一些固定的事情要完成,但是当时专注力明显下降,专注于做事的能力也明显下降。

我回顾这么一些,无非想说明:我不生在武汉、不处在武汉这么一个疫情中心,居然也会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个过程当中也试图想去努力保持一点平复,或者要求自己是否能够理性一点、能够更有一点规划、更有点接受,但几乎是完全做不到。毫无疑问,假如说处在武汉这么一个疫情中心,特别是遭遇到很重大冲击的,比如家里有人得了新冠肺炎,或者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或者至亲的亲朋好友得了新冠肺炎等等,那受到的情绪反应、还有生活当中很多的影响,比起我刚才说的,要重和多几十倍、几百倍,这是肯定的。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我非常希望表达的一点是,我们如果要去帮助自己从一种有关丧失、哀伤的情绪当中出来,帮助亲人还有身边的人要从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走出来,首先第一步是要去理解这种感受,包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各种各样的感受;当然也包括,你想去帮助谁,那你肯定要去理解你所需要帮助的人。

首先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些反应,因为很多反应都非常具体:有的是情绪当中一些很极端的感受和体验;有的是一些思维认知方面的许多非常极端的一些想法;而有一些可能是行动、行为方面,包括人际互动的行为方面出现了非常大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跟他平时不一样、跟我们自己、也跟我们平时的接触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说的非常笼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又都是非常具体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概括了,我自己两个多月来体验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发生,非常具体的、点点滴滴的各种情景。只有理解了这些背后的、我们难以面对及处理的情绪,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及恰当地应对。即你要对这个情景能够比较恰当地应对,总是要立足于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2:

▶比如我们回答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有朋友问:“我家里的亲人得了新冠肺炎去世了,我这个人很重感情,我跟他也是很亲的,但是这一段时间来,我本应该难受的,怎么体验不到痛苦?体验不到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怎么会体验不到?是不是我这个人特别冷血,是不是我这个人情感太麻木了?”当然,我想有一点大家都会非常容易理解,其实这是当情感或痛苦超过忍受的程度时,一个人自然而然会启动的一个自我保护——干脆就体验不到,就相当于只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理性层面知道自己应该是非常难受,但实际当中体验不到情感上的那种强烈的反应,因为一旦体验到了,我们可能就会非常崩溃,会承受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些东西是非常常见的,包括像我刚才说到清明节这个话题。就我自己个人的情况来看也是,每年,我发现自己可能到了清明这个时候,我道理上知道这是一个哀悼、缅怀自己亲人去世的季节,但是我在这个清明时节,对于这部分的情绪体验不会太强烈。反而倒是在这次疫情当中,看到别人的悲惨,我会被触动,甚至会流眼泪。相对来说,虽然流眼泪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别人的事,我这个痛苦的情绪可能还能够承受,一旦触碰到我自己内心所不太能承受的情感,可能我身不由己地想去难受我也会难受不出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自我保护,特别是一涉及到亲人丧失。这不是我们嘴巴上说应该难受,那就能够体验到的这么轻松的一件事。

所以我说到这个话题,总是会想到曾经我在很多场合也举过的一个例子,曾在一个火灾当中,有一个40来岁的男性,他失去了妻子,妻子在火灾当中被烧死了,非常惨,这是意外、突如其来的事故,当然非常痛苦。当时,我们想去靠近他,也是做心理危机干预,我们发现他比较平静、冷静、非常镇定,显得比较坚强。然后我们问他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否需要心理的支持和帮助?他说我其实真的不需要,他非常客气,也是非常真实,他真的是没感受到。我们看得着急,妻子突然去世了,他怎么一点都不难受?这个压在心里面太难受,如果时间太久了,肯定会承受不了,如果有痛苦的情绪,尽可能早地宣泄出来,可能有助于他恢复——道理上我们这么想没错,但是可能对他来说,在那个场合,他就一下子体验不到那种非常痛苦的感受。

当然,这个话题又来了,我们如果需要帮助他,那不能够以我们的主观意志想去他——“你赶快哭啊,你赶快情绪喧嚣,赶快表达”,恐怕不能这么做。肯定先要回应他,他当下最关注的是什么?他因为倾向于要去帮助自己的孩子,他对孩子比较担心,他感到他承担了很多的责任,上面有老人还需要安抚,还有很多亲友他要接待,然后还有孩子到底怎么办?他有这么多的事情让他去操心,他一下子恐怕还没有办法松下来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讨论一个话题,如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有亲人去世,那我们怎么告知孩子这个坏消息?我们很担忧,怕孩子承受不了,会太受冲击和创伤。像刚才我说到这个案例,40岁的男同志,他也是担心孩子突然知道妈妈没了,这个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一场大火。如果这么快地失去生命,这孩子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这个无法告知,太残忍了,所以他非常揪心。这一方面他是非常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和帮助的。我们一观察他的孩子,才五六岁,可能凭着直觉也感到哪里不对劲,但是他也没问,也没有人跟他谈论,也没办法谈论他妈妈去世的消息。所以大人都在忙着各种事情,小孩子就在边上自己玩游戏。但是从他玩的游戏当中可以看到,他其实凭着非言语的直觉也能够感到一些不祥的预兆,因为他的这个游戏都是玩着用塑料的小桶和玩具模型去浇水,然后灭火,他从新闻当中还知道是他们家那边着火了,然后有新闻报道,消防队员升云梯升上去要升到10楼以上,要去浇水,还有警用直升机也出动了,想去浇水灭火,这种画面可能是他无形当中最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信息是非言语的,没有人说,他看到了,他接收到的信息可能跟他自己是直接有关的。然后他每天的生活节奏也会变化,也不太爱跟人讲话,脾气也会比较大一点、比较倔、一点不听话,这让家长非常担心。

从我们儿童心理专家的角度来看,用儿童心理专家对孩子各种现象的一些理解,来告诉这位父亲,孩子可能隐约已经感受到了什么,从他那些表现当中感受到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所以需要用适合孩子的方式跟他做一定的交流。很多心理专家一块去做了这个工作,用讲故事的方式,用隐喻的方式,逐步告诉这个孩子,为什么他现在见不到妈妈。没有直接告诉,而是婉转地说,她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用一些象征的比喻的方式,慢慢铺垫,让孩子有思想准备接受——他接下来可能相当一个阶段会看不到妈妈,妈妈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去。用这样的方式,适合于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逐步接受,然后有了这么一个话题,再去跟他谈开一些,他可能张力就会少多了。两三天下来,这个小孩子可能会逐步地、更愿意跟随大人的一些指令,恢复日常生活节奏、玩耍、做一些游戏、看一些小人书等等,他可能就松下来,吃东西也愿意吃。所以这位父亲看到小孩子能够接受一部分的信息,状态有所平稳,他可能心里也就会松一点。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谈论,他突然失去妻子那种丧失、悲哀,相对来说他更容易会打开一点。因此我们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重要亲人的丧失,可能有许多反应,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每个人会在不同的阶段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接下来还有一些情景,也有朋友问,突然失去了亲人,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沉浸在思念的痛苦当中,当然心理活动也会非常复杂。每天哭也好,不想吃饭也好,也不想动、不想见人,那么周围的人想帮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所以就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突然亲人丧失,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够走出来?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好难回答。虽然我们专业当中,有的时候会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界限,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时间界限,就是说一个人遭遇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个月之内任何的反应、任何的应对都是可以理解。言下之意,一个月里面,每天生活节奏很乱、不想吃、不想见人、情绪反应很极端、想法也很极端,这非常正常。但是“一个月”只是一个参照。 

其实这次新冠疫情,两个多月过去了,很多人还是蛮难走出来的。因为这一个多月,各种各样负面的信息还在不断的传过来,然后还有很多其他人的负面情绪也会互动,所以很难说一个人有一个标准的时间,应该多长时间走出来,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太大的差异,你说两个月、三个月可以吗?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但是也有人说,可能也会半年沉浸在某种思念亲人的痛苦当中,就一定不可以吗?也真不能说不可以。这个话题在我们专业当中曾经发生过很多的讨论,包括像诊断标准,会去定一下超过多长时间、社会功能受多大的影响,可能有些人是不是已经达到抑郁症了,可能有些人一些哀伤的反应也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障碍的程度,可能需要更进一步专业的帮助。

而另外一方意见,我记得也是十几年前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到底要不要定一个标准?很多专业人员,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有个精神病学家,他就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简单化地定一个月或两个礼拜的这种标准。他回顾自己,说几年前自己非常相爱的妻子去世了,他有大半年都深深地陷入在思念妻子的痛苦当中,没办法很好地工作,也没办法很好地吃,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人际交往,蛮自我封闭。他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他自己有思想准备能够承受,他自己能够理解自己的这种方式,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自主地走出来。所以这也是非常有道理,一个人一年、半年,始终沉浸在思念亲人的痛苦当中,理解大家都可以理解,说说容易,但你如果不吃东西,周围人还是会担心,你生活还是要重新展开的,你力所能及的工作环境还是要去恢复的。若跟我们没有特别的关系,我们不在他身边,我们会感觉到什么东西都可以理解,而一旦你也是他的亲人,有时候就会有点为他而担心,担心他陷入在痛苦当中太深而拔不出来,太长时间社会功能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先要去认可他。他很想有一个很深的链接,痛苦地陷入以及思念一个人,其实是一种很深的链接。当然这个链接的过程有时候可能会使得一个人自我的独立的界限感模糊一些,但这是跟去世的亲人内心待在一起的很好的方式,不单单有这一部分痛苦,也会有一些正面的情感回忆,跟去世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曾经一起经历过愉快的时光。换句话说,负面的、正面的情绪回忆,同时充分地能够去体验,可能是有助于一个人能够更好地获得一种“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努力、想去做的一些挽回、包括自己的处理方式,被看到、被认可”,这个时候他才会有更多的力量,从身心的痛苦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与此相关,还有同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走出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要经历一些我们要出去走走散步吗?甚至能不能做一些愉快的事情呢?现在春天到了,马上天气转暖了,去看一看樱花可以吗?那个时候会非常矛盾,什么矛盾呢?一个人处在丧失亲人的痛苦当中,有时不太允许自己去体验快乐的情绪,甚至会感觉到如果我这么快就体验到快乐,是对去世的亲人的某种背叛,很对不起他,会非常内疚自责。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也会有,我们平时,比如看电影、看电视,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个人,亲人突然去世了,然后可能一两个月不到,如果看到他笑了,我们会感到好像有点怪,甚至有的人背后还会议论:“她老公去世才一个多月,她已经笑了,到底什么意思?”当然我这么说略显夸张一点,但是这种禁忌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那么,一个人如果亲人去世,道理上我们也知道,对去世的亲人最好的缅怀,就是我们自己也过得好一点,但这是理性的认知,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很难说服自己,或者说服你需要帮助的一个人,在情感体验这个层面去接受自己这一部分。因为我想从理性层面来说,你要跟他去讲这句话,谁都能接受。一个人亲人去世了,你说你有资格开心的,你如果能够过得好、过得开心,可能是对他最好的什么什么,他道理上知道,也完全同意,但是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做到。如果我们看到周围有人正好处在这个阶段,因为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慢慢恢复生活,然后环境也在做一些改变,也有机会让一个人能够回归到日常的生活轨迹当中去,这时候我们也需要帮助一个人,在亲人去世了以后,调整回到生活轨迹当中,需要让他回到或再去体验到一些正面的情绪、愉快的情绪、开心的情绪。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周围人需要有一个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对这样处在困境当中的人,我们要能够去主动邀请,邀请他去参与一些可能会愉快的体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他开心,而是哪怕他这个过程还蛮压抑、还挺别扭、还一下子恢复不过来,哪怕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开心,你也要去邀请他,哪怕这次邀请他拒绝了,你也不能说他确实太难受,我就不要再拉他出来了。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再尝试看看,他是不是有条件能够回到日常的生活情景当中去,让他有机会从一种状态当中,哪怕短时间内抽身出来一下,体验一下与曾经那些痛苦不一样的状态,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尝试做的。这时候,我们整个社会也有这种支持的氛围,亲朋好友也有这种支持的氛围,现实当中也会行得通。这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做到的,不能指望一次,他就马上走出来,这也是逐步的一个过程。

▶当然,在这次疫情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会遭遇到的,就是怎么告诉老年人坏消息。确实这也会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有点相当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果去世的人,他可能才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但他上面还有老人,比如说80多岁,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告诉?很多人其实早就已经面临这个问题,有一些可能已经解决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对老年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年纪比较大,8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突然听到这个坏消息,发现原来一直是骗他的——你女儿到哪里去了、在哪里被隔离着、她还蛮好的……你儿子到哪里去了等等。我们原来是善意的谎言,一直在欺骗他,希望他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打击。一方面我们会担心,但是我们总感到可能瞒不下去,可能要告诉他,所以这个度会怎么把握?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有关怎么告诉孩子坏消息,我想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很难去判断,是否这个时间节点马上告诉他就一定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去权衡,走另外一个方向,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有很多人支持、大家都在,干脆直接捅开,让他一下子接受,虽然太难受,但是熬过来了可能就会好。我们也会想到做这样的努力,抱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不过平衡点好难找,因为你越是想要做得好,会感觉到平衡点越是难找,因为人真的是很难去做这种精细的测量。毫无疑问,你必然会反复权衡,在他身边周围的人肯定会根据他原来的性格、他身体的情况,来预判他可能会有哪些反应,一旦有激烈的反应,周围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等。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处在当中犹豫不决,所以我想说的是,各种现实当中的铺垫、努力,我们必然会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当事人已经在做,因为事情放在那里,比如说有亲人去世已经发生了,还没有把坏消息告诉年长的父母,其实大家无形当中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然后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说到这个话题,我突然会想到,大概我20年前碰到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个单位里一个年轻的员工,单位派出去出差,在外地突然遭遇车祸去世,这个单位做了很多善后的处理,但是有一个非常担心的情形,就是怎么告诉他家属,马上告诉的话,就怕他父母受不了,因为他父母身体也不好,年龄有点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单位领导就反复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说马上要去通知家属的,因为经抢救无效。他们单位已经派了很多同事到那个出差的地方,去处理善后的事宜。这次事故有很多人受伤,也有人去世,这个员工是在后来抢救的时候没救过来,大概一两天还没有救过来,这样去世的。这时候就肯定要通知家属,所以他们单位领导反复商量,我说确实会非常困难,单位有什么条件可以做点准备?他们单位还是花了蛮多脑筋,联系了一个比较好的医院的一个特需病房。然后跟他父母说要商量一些什么事,然后将他父母直接接到医院的特需病房里面,就怕本身身体不好,万一听到坏的消息,身体反应特别大,有什么意外,正好在大的医院里面抢救也会比较方便等等。因为那次事件特别紧急,你必须要告诉,一旦告诉了这个信息,老两口还是反应非常大。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老先生反应特别大,有一个礼拜,到后来情绪还蛮平稳。那一个礼拜里面,老太太没有很大情绪反应,而在一个月以后,非常严重的情绪反应就出来了,蛮严重,这处理起来可能更加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具体情景,我们都希望能够去做一些这样的铺垫。

围绕这个话题,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可能也会要注意到,面对老年人要告诉他坏消息,我们周围人、告诉他坏消息的人,他自己心里是否能承受?这点也会非常重要。就好比我们想告诉一个人坏消息,怕他受不了,但可能我们受不了,因为我们特别无法忍受,我们把这种特别软弱无力的东西投射在他身上,认为他肯定受不了。说的更加直接一点,我们是否低估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我们以为他受不了,有可能他是有一定承受能力,他是准备去接受坏消息的,因为有的时候早一点面对这坏消息,可能非常难受,但也是某一层面上的某种解脱,可能有的人需要进入到这个阶段。因此我们这时候还要想一下,在权衡的时候想一想,当我们要去告知他人坏消息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是否还没处理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尽可能先面对、体验自己的痛苦情绪,才有一定的力量,或才能去判断,告诉老年人是不是他能够承受的。所以这两者之间会缠在一起。

▶还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们怎么去哀悼丧失亲人?我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个案,会提出来一个问题:家里亲人去世,比如爱人,比如父亲、母亲,或者比如是他的子女去世了,会把他/她住的房间里曾经有的各种摆设都原封不动的一直保留着。甚至我还碰到许多个案,床上的被子也不愿意去动,哪怕脏的也不去洗,三个月、六个月,一直想保留着用过的许多东西,在一个位置放着,不许家里其他的亲朋好友动,就不许别人帮着他收拾。刚开始毫无疑问大家肯定会理解,这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看到这一切都没变化就好像他还在、时刻还感到在一起。但是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周围人总想到:这么长时间了,房间总要去整理一下,稍微整理得干净一点,也不做大的变动。当然有人能接受,但是有人就不能接受,碰都不许碰,就一定要是这样。

当然我面对这样的情景时也会非常为难,确实很难说哪个做法一定是对。因为特别是现在,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即这个房间一直保留着,也不至于他的社会功能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还是有其他地方能够睡,白天可能他也在上班,可能一日三餐没吃多少也在吃,身体当中也没出现大的问题,跟别人也能够有一定的接触。他就是把亲人的一个房间就这么原封不动一直保留着,哪怕里面有很多灰尘也好、什么也好,就一定会怎样吗?也不咋样,再保持一年两年下去,你说一定会怎么样?也不见得咋样。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是在考虑现实当中这房间这么放着会不会发霉、会不会有灰尘,我想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而是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点——他对于亲人去世,到底是不是能够面对,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从当中有所走出来,这才是更多的考虑。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在用什么方式处理丧失,感到自己能够逐步应对,生活还能够继续,那这个时候他这个房间一年两年,他有条件不动,我们周围人也不会太过担心。

反过来说另外一个极端,哪怕这个房间他允许你帮他收拾,但是他一直走不出来,可能就不是说一个房间保留不保留的问题。哪怕不保留原状,重新开始生活,让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开始生活,但不见得他内心这道坎就走过了。所以还是要回到在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他能不能及时把这道坎走过来?当然我说这句话也非常困难,什么叫“把这道坎跨过去”?大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标志点可以确定多长时间已经完全跨过去。只要能够在路上逐步去体验一点,慢慢能够去走出来。有人可能走得特别快一点,过一阵子回过头来再处理也有可能的。因为有些情绪很快就带过了,没有办法去做细致的处理,生活还要继续,过一阵子有了余力,比如过了半年,可能有些情绪慢慢涌上来了,再回过头去处理,也会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我对这一类问题的一些经验和感受,很难找到一些标志性的,比如说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方法,我们不断在忐忑不安当中,周围的人边做努力,边伴随着他一块朝前走。

▶还有很多很具体的情景,比如有的人在疫情刚开始的阶段,即在1月份就遭遇到亲人去世,有的人到2月份有亲人去世,但是都过了一个阶段,都可能过了几天、几个礼拜、一两个月,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经常晚上做梦,梦当中哭醒,当然是梦见去世的亲人,那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梦中哭醒,是跟亲人去世有关的哭醒,那个感受会非常难受。但是让他困惑的是,一会儿全部醒过来,洗脸刷牙也好,起床也好,没多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完全忘记了,他甚至还想去找那种感觉,但找不到了。只记得是在梦中哭醒,刚哭醒的时候非常难受,还没有完全醒透,可能马上就会很清醒。

这种现象,我们可能也是先要去理解,与前面许多情景非常类似的,我们白天清醒的时候会有身不由己的某种自我保护,痛苦的情绪无法在我们意识层面当中感知到。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一种自我保护,不是你刻意去做。睡眠当中这种自我保护能力就下降,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下降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在睡梦当中会冒出来,在睡眠当中就会体验到,然后会触动一个人惊醒。所以我感觉他处在两者之间,又想去面对非常痛苦的情绪,在清醒状态当中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这方面的梦往往就会特别多。那么当我们自己处在这个阶段,或者有亲朋好友处在这个阶段时,我们知道他在做艰难的努力,想要好好地去体验、面对及哀悼自己亲人去世的这样一种感受,我们则更需要去看到他的这种努力,需要去回应他,支持他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去体验情绪。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反应,几乎不同类型,不管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亲人去世,还是其他如地震、水灾、或事故等,有关亲人去世很常见的一个反应就是内疚与自责,过度内疚与自责。所以很多朋友会说:道理上我也知道,但是摆脱不了,我总是会责怪自己,除了懊恼以外,还是会责怪自己;如果当时我让他不到那里去就可以了,如果我当时劝阻他不要到医院里面去排队就可以了,可能他不至于……甚至会各种各样的想重新来过,非常懊悔。这个都是我们碰到的太糟糕的结局,实在不能接受,我们真的希望假如可以重新来过,想去逆转坏结局,在现实当中虽然不可能,可我们实在不能接受这么糟糕的结局,所以我们会怪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其实好像有责任、有能力去重新掌控局面。除了责怪自己,有时我们的想法、三观也会改变,因为改变不了现实中糟糕的结果,我们内疚、自责、承受不了,这太折磨内心了,我们有的时候会非常希望有人能够去承担责任,而现实当中确实有人也应该去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这么大的事情需要承担的方面太多了,实在我们是承受不了。

此时我举这个情景,特别想说明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去简单地去劝他人,或劝我们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错”、“这个不能怪你”,这句话不用劝他,他自己都明白。因为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现实判断能力,他只是需要别人理解和看到他这么懊悔、这么想再去努力的这种愿望。处理完情绪,他自己会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去回应他什么呢?他特别内疚与自责——我们一般会用这样的话语:“看起来你好像很怪自己,你是不是很内疚、自责?”我们一定要把他这种强烈的、极端的情绪用言语给命名、反馈出来,让他这样的情绪有充分的表达。如果他感到被允许去说一下这些极端的情绪,非理性的想法也能够被理解和接受、可以被表达、也不会被别人误解、也不会责怪他,这时候他的许多想法可能会更接近于现实。所以,我想所谓的认知不恰当,不需要我们刻意去纠正,他自己能够去看到这部分。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两个多月了,大部分情况都闷在家里,活动的方式范围确实小,又有这么负面的情绪,我们的处理方式有很多,我刚才举了那么一些代表性的方式,还有很多人可能会用乱吃东西、借酒消愁、抽很多烟等方式,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当我们面对这种情景时,我们比较容易陷入于借酒消愁,喝了很多酒。当然,亲人去世,喝点闷酒,那又如何?喝个一天两天,喝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怎样?道理上都是不好的,喝很多酒会伤身体,但是有时什么东西都是有得有失,在短时间里面用一些破坏性方式,比如说乱发脾气、骂人,其实蛮缓解压力。缓解压力、去除痛苦,起作用快,但是其他方面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情景的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平衡。如果是持久的,总是用这种比较影响自己健康的方式,比如说大量喝白酒,喝蛮多的量,我们一定要及时加以干预和关注。当然不是简单地去拦住他,而是可以逐步地跟他一块儿支持他、支撑他去寻找一些更加建设性的方式。说说容易,做起来蛮难,因为建设性的方式往往起效比较慢,不太容易坚持,但是不等于说不可以努力,我们也要去做这么一个平衡。

▶我想可能最困难的是一些真的是遭遇了至亲的亲人因新冠肺炎突然去世了,有时说的去世很笼统,但其实去世的过程每个人是不一样。我自己去设想,以及我碰到、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可能最最困难的是: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得了新冠肺炎,在刚开始的阶段因为医疗资源的挤兑,没有办法住进医院,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然后看着亲人在自己面前去世,那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痛苦体验。如果一个人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想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更多地需要各个社会资源充分地去支持这个群体。因为这是目睹了一个过程,不是突然知道或得到一个消息,没有看到去世的过程可能又会有所不同。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下来,亲人在自己面前去世,那个时候愤怒也好,内疚自责也好等等,这会非常大地影响到一个个体。所以碰到这样的个案、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支持他。这是我们在面对丧失当中,碰到的最最困难的情形,要有思想准备,可能会有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在短时间里面,他可能会拒绝你对他提供帮助,因为他的感受非常真实——“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帮助?”也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三天五天可能都一直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理他,所以“想要去接受帮助”,就意味着他要遭受打击、再次失望,所以可能他对人的基本信任感都会受到冲击。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所以当你一次两次想去帮他,他不断拒绝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曾经多么绝望,因为你做任何努力,他都在拒绝你,让你也体验到无限的绝望,这就是跟他曾经有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我感到非常的沉重,我一直在想,要用不那么沉重的方式去做点努力,但是我感到还是会比较困难。

3:

提问与反馈

Q1

6年前有一个朋友跳楼自杀,我还会梦到这个朋友,心里有很强的内疚感,在梦里都知道他已经死了,会抱着他哭,这样的梦境怎么解读?

张海音教授:我的一个直觉就是,朋友跳楼自杀,在梦当中抱着他哭,我感到这个情感不一定是指向跳楼自杀的朋友,可能是当事人既往很早的生命经历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情感的丧失,把它置换到跳楼自杀的朋友身上。因为从这个问题问下来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说关系特别亲密,也没有更多的信息说,这个朋友跳楼自杀对他造成什么冲击,只是说他跳楼自杀,而且还是偶然梦到他,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我感觉借助于梦当中朋友跳楼自杀,他抱着他哭这么一个感受,是在试图靠近自己以前没有处理的另外一种丧失的痛苦情绪。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意识层面当中知道这一点,只是提供给我们自己一个线索,但是真正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每个人会结合自己的生活情景,包括自己的一些直觉,自我做一些探索和了解,当然是看兴趣了,如果说有兴趣,那可以做这样的努力。可能正好想到了,感受一下,但是可能对我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也不会去多想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可以,只不过说到了这个话题,肯定是对自己有一定的意义。当然也有处理的实际问题,只要是走不进这个本质,所谓本质即真正的情感所代表的,说明可能时机还没到,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生活的阅历,需要生活当中再去经历一些东西,可能有些话题再要去回顾,才能更好地处理。包括我们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可能遭遇到很多的情绪,我们说是做心理援助、心理危机干预,其实大部分真正难以承受的情绪,在我们这个阶段都是很难去处理的。过得来的人,很多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就过来了,过不来的人,5-10%的人,可能有的人问题还没有呈现出来、还没有引发重视,或者说呈现出来可能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五个月,也不是我们去一次两次就能够解决。对于少部分5-10%的幸存者,他们可能有偏特别困难的一些情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每个当事人都要有思想准备,我们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地去做努力,好像下了决心,我就一定能够马上处理好一样。

Q2

从哪些方面去评估一个个体是否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张海音教授:首先我们讲年龄蛮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特别小的小孩子,小孩当然是易感人群,应对不了、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易感人群,老年人也是易感人群,这个都是我们所讲到的特殊人群。一个最简要的标志就是年龄,性格还没成熟,当然承受能力会差。还有一个,我们很难用仪器或者用很多量表去评估,那我们凭直觉看,一个人他对于自己情绪的感受、对于别人的感受、对于周围事物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他“既能够体验极端的情绪,又能够一定程度上回到一点现实”。这句话说的很笼统,比如一个人亲人去世了,非常大的打击、非常痛苦,但是,他在到了了该吃饭的时间,哪怕吃不下去,也能够勉强自己稍微吃一点,然后稍微洗一洗脸,该做的事情也是勉强的完成一点,这种表现如果我们一旦有看到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自我功能,他能够承受一些非常痛苦的情绪,能够感受、也能够表达,然后也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暂时回到原来的一些节奏当中去,撑着也能够去坚持,比如说稍微做一点工作,稍微做点家务,稍微吃点东西,这个说明他有一定的自我功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即我们通过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了解,他既往碰到危机事件或应急事件,或者创伤事件,他是怎么反应的?要多少时间恢复?往往一般来说比较长时间恢复不了、影响比较大,可能应对能力会困难一点,需要更多的帮助。或者我们更加直接一点说,有些人如果以前曾经碰到一些情况,出现过一些达到抑郁症程度、本身就可能曾经出现过PTSD的、以前有焦虑症等一些常见的心理问题出现过,可能他应对能力会更加困难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根据年龄来看是否为易感群体;然后看他现实的自我功能,看他怎么认识自己、感知自己,怎么跟别人互动、跟周围相处,从这点来评估其自我功能;再看到他既往的历史。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一个人应对能力强”,这句话说起来很笼统,其实我在刚才一个小时的讲座当中也提到过一下,一个人很有应对能力,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都是好,有时我们会很心疼那些太强大、太坚强的人——痛苦都能很快地处理好,还要帮助别人做很多事情,承受了很多的辛苦。所以有时一个人显得承受不了、崩溃了,能够真的是呈现出他弱的一面,我认为其实也不错,他能够示弱,其实也是某种强大的表现。真正能够示弱,某个阶段能够寻求帮助,甚至于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一点一点走上来,可能周围人也会感觉更踏实一点。因为他好像已经沉到底了,最痛苦也体验了,然后能够在沉到底的情况当中一步一步再朝上走,这就会比较踏实。我们怕就怕有些人好像他的应对能力蛮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硬撑出来的,还是他真的是非常强,有的时候很难用一个指标去衡量与评估。所以我们基本上介于两者之间,特别弱的话,我们当然更愿意去帮助他、支持他;特别强,我们也不要去再把他朝高的地方推了——说“你就是很坚强、很勇敢”。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个应对能力很强的人,我们也不要忽略,因为应对能力强就不需要帮助他,还是需要去关心他的。

Q3

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的区别和联系。

张海音教授:我认为我不会去做这个概念的区别。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我是把它等同去看,就是一个突发事件,不管是个体的还是一个群体的,经历和目睹的人,在短时间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个广义的帮助,支持他或每个人能够尽可能更好地度过这段困难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个词叫心理急救,我认为我都是把它作为一块去看待。当然,真正要去区分,我比较喜欢看到具体的个案,每个个案可能都是各不相同,哪怕都是用一个心理危机的状况去贴一个标签,两个人都是危机状态,但是对两个人可能的理解和应对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哪怕在学术当中,我认为也有不同的角度去做叙述,我一般不去做这方面的区别。

Q4

父母失去子女与子女失去父母以及配偶之间的丧失,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处理指导?

张海音教授:我刚才也提到过一些,比如说告诉孩子他父母去世怎么办?告诉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去世怎么办?原则上我认为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们要有一个事先的思想准备。这个话题,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个现象——失独家庭,即失去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社会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个群体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和打击,非常痛苦。国内外有过研究,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出现情绪反应的严重程度和比例明显高于作为子女失去父母。当然有些人可能父母年龄会偏大一点,也是自己的父母,会非常痛苦,总体的反应程度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要去做心理的支持工作,可能会更加困难一点。处理原则的差别,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是时间要慢,之前要做更多的铺垫,比如说有更多的倾听,要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当中具体的实际困难等等。第二点,我们要注意自己作为专业人员去帮助他的时候,有时很容易带入,你太同情他、太想帮助他,甚至于很想替代他的孩子、你成为他的孩子,你也会被激发起一种冲动、你很想去做这样的努力。一旦这样的感受出来,说明你跟他情感共情非常深,贴得非常紧,当事人他会感觉到你甚至很想替代成为他的子女,想去抚慰他,想去帮助他从痛苦当中走出来。他也能够从许多非言语当中感受到你的这种努力,但是时间长了你也比较容易耗竭。所以这也符合一个总体原则,创伤越重、越深的个案,特别是触动到我们那些东西,我们更容易有替代创伤,容易耗竭,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

Q5

为什么情绪体验不强烈呢?解释指向无法忍受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有什么证据吗?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其实内心深处是冷漠的?

张海音教授:这个话题蛮有意思。我刚才说的是他内心太过痛苦了,所以他出于自我保护,就表现出来好像没有什么情感体验。我说这句话的前提是说这个人他本身是情感体验蛮丰富的,甚至别人也认为他情感蛮丰富,蛮有同情心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体验不到。从概念来讲,这是情感隔离,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以保护一个人不至于太过崩溃、不至于太过痛苦。从这个角度我们去命名,它是情感隔离。当然,就像问题当中提出来的一点,确实有些人很冷漠,最极端的例子,比如反社会人格,他甚至残害别人、侵犯别人的利益,甚至犯罪、做坏事,他没有内疚、没有羞愧、没有痛苦,很冷酷、冷漠。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其实也是一种防御。大家再想一想,相当多的人,他为什么会走向反社会人格,走向这么冷酷无情、犯罪,甚至罪大恶极,残害了很多人。如果大家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关注,(我不是说所有)相当一部分,他早年成长经历当中,内心也是遭受过很多丧失和虐待,所以这会身不由己地变成他从小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也通过很冷酷地对待别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从小遭遇到的广义的创伤、剥夺、虐待、没有得到很好的帮助,然后让他逐步地性格走向扭曲、走向反社会。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他从小就养成了用冷漠的方式来去掩盖着自己的痛苦,当然他这样的方式造成了性格当中的问题,毫无疑问也是给别人带来痛苦。甚至可以这么说,它通过对别人的施虐,让别人尝试痛苦,他用这种方式、反社会的方式来去修复自己的创伤,但是往往并没有修复,甚至还会恶性循环。因为他感受不到内疚、罪恶感,会让他更加激烈地去做这样的事。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谁在监狱司法系统里面做心理矫治,专门做心理辅导工作的人,他们就会有经验。有一些反社会的人触犯了法律,需要惩罚、需要判刑、需要改造,但是他心里也需要心理矫治,心理矫治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理解,哪怕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也有他非常痛苦的时光。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外界的限制惩罚”和“你走进他的内心”这两条路,才有机会可以更好地帮助一个人。我们说得通俗一点,他如果刑满释放,不会再走老路,能够真正回归社会,单单靠惩罚可能还不够,还是要回到人性本身的部分——去理解他,他小的时候是出于他那个时候的无奈,但是作为成年人,他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这就是我所讲到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Q6

关于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当中,以及在克莱因当中所说的哀悼的过程和忧郁的关系。

张海音教授:我们讲,不管是弗洛伊德也好、克莱因也好,精神分析是最早对有关哀悼、有关抑郁提供解释与理解的,非常丰富。那么不管是弗洛伊德,还是克莱因,还是其他的流派,有许多认识大家是一致的。虽然不同的流派,用的概念稍微有些不同,但是说的都是同一类事情。有关一个人丧失以后,我们谈这个话题,哀悼和忧郁,无非是希望什么?——恰当地哀悼,才能使得这个情绪不会自我攻击,变成一个忧郁的症状,这是一个病理性。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是围绕这个,希望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条件和机会,让一个要崩溃、无助的人感到有一定的支持,获得一定的力量,有一点抓手,以可以有机会去面对、处理自己的哀悼情绪。以各种方式,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当中后面有好多讲师会给大家去分享,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利用文化的资源,比如像清明扫墓这种形式,可能也是一个文化的资源;有的人会利用宗教,有的人会利用一些文化的习俗,有的人是用艺术、体育的方式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恰当地进行哀悼——也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基本的、痛苦的情绪,我们需要去体验,以及被充分地言说、被表达出来、被看到、被尊重,然后这个情绪才有可能化解过去。所谓化解过去,即不让难以忍受的情绪闷在里面,变成攻击指向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抑郁,即不能跟我们很亲的亲人有一个基本的界限,我们完全是去过度认同这一部分。这是我围绕今天这个主题,理解精神分析里面,像弗洛伊德也好,克莱因也好,都会说到的这一部分。虽然克莱因所说的抑郁位置跟这个意义还是稍微有点不同。

Q7

关于恐惧症、恐惧死亡的原因。

张海音教授:单单恐惧死亡,我们还不一定说这是恐惧症。大家知道,恐惧症有三种类型:一个是特定恐惧,怕一些动物或者自然情景类;还有一种社交恐惧;另外一种是场所恐惧。但是说到恐惧死亡,我们可能不一定说它是恐惧症。具体说到的问题会有濒死症状,然后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童年生活艰难,腹痛。我听下来更像是一个惊恐,因为濒死的这个症状我们比较常见,是一个急性焦虑惊恐发作一个症状。然后单单是不是惊恐,我也很难说,但是接下来的线索说他早年三岁丧父,蛮像是一个分离创伤,是突然失去亲人,依恋的人、感情很深的人,可能他体验到的是分离创伤。因为我们知道像急性焦虑、惊恐发作、濒死体验,它的动力学的背景往往是一个未处理好的分离焦虑,分离焦虑达到了创伤程度。所以在生活当中,当可能要面对独立,比如说学校毕业,或者面临工作、面临成家,这种需要独自担当的时候,或者说现实亲密关系要出现破裂的时候,会触动他早年未曾处理好的分离创伤,这都要冒出来。这个时候冒出来,接受不了,有的时候就会以症状的方式出现,比如说像濒死的一些症状,我们碰到这种情景蛮多。我这个解读是不是对你这个会有帮助?你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做一些思考和探讨。

Q8

遗忘不了失去的亲人,甚至出现怀疑人生怎么办?

张海音教授:其实我今天讲座当中也提到过,一直沉浸在思念亲人的痛苦当中,三观都会改变,我想这是非常常见的。一般我们会看时间,还要看它对现实的影响。目前这种时间节点,疫情当中这么多人经历了痛苦,会有这种感受,甚至怀疑人生,因为有这么多感到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居然都发生了,我们实在难以接受。怀疑人生观也好,价值观、世界观也好,短暂地发生改变,我认为都是正常。情绪体验再极端都可以理解,想法再偏激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在行动上希望可以做点努力。不要让自己情绪马上平静,不可能做到;不要让自己想法一下子好像三观很正,也不可能做到;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适应基本的环境,就是你一日三餐基本上还要吃,基本的一些活动,在家里走走也好,或者出门走走的话也可以;基本的卫生、料理、洗脸刷牙等等,这些都做一点。哪怕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总要做点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先努力起来。我们逐步恢复自己的状态,先从行动开始。当下现实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哪怕说得极端一点,像是麻木的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任何情感地去做一些事,做起来,总比啥也不动还是会好一点。

Q9

六七岁的孩子担心死亡,害怕死去,有的时候吓得睡不着,害怕睡着了就会死掉了,所以想问对小孩子害怕死的心理,我们家长怎么去疏导?

张海音教授:这个生活当中很常见,哪怕不是跟疫情有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说六七岁的孩子,有些再大一点也有的,我上个月还碰到,有人问我九岁、十岁的孩子晚上还不敢睡。现在这个问题问的是六七岁,就我的经验来看,两种情况,我们现在去理解原因是吧?两种原因,一种原因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历过明显的有重要的亲人去世,对孩子有影响,当然他会有这种害怕,如果说有这种因素存在,其实我想大人可能更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事出有因,不是平白无故。而另外一种情况,我现在更想说的是,往往是大人感到无法理解,也就是说六七岁的其他小孩子好像不这样,他又没有经历过什么亲人去世,他怎么晚上就是这么怕死?道理上会觉得好像尽管小孩六七岁,但也不至于这么怕,还睡不着,不敢睡,所以家里面特别担心。就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小孩,总体来讲会有一种情景:家庭对他保护比较多。他要承受该有的分离,这个分离是广义的分离,不是失去亲人,而是说他需要去独立面对一些他原来不敢面对的情景,比如上托儿所、上幼儿园、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和保护,要去跟其他小朋友玩等等,要去独自面对困难,这方面的锻炼机会会少一点,也就是说偏依赖多一点,家长会保护得比较多一点——这是造成小孩子有时候晚上会特别害怕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孩子害怕就会吸引父母更多的去照顾他、保护他、哄他,然后他习惯了,总要被更多地保护,所以这个就会比较艰难。我想应对的方式大概是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所谓慢慢断奶的过程,也就是说看到他有时晚上睡觉睡不着,我们再担心,可能并不能像原来那样一直花很多时间,非要哄到他一点都不担心。可能不得不要去相信孩子,他再担心,可能他晚上总还能够睡着,哪怕有的时候睡不着会对他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也要相信他能够承受下来,可能结果并不是我们所担心的那么糟糕。我们成年人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跟孩子共同承担一定的风险,他才有可能去忍受一些因为没有保护、得不到依赖、害怕一定的分离(广义上的分离)所带来的压力,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这是在清明期间推出的一个系列的讲座,接下来还会有好几位老师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参与,然后也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很多人能够从痛苦当中更好地出来,再次谢谢大家。

公众号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心理医院 )

文稿整理丨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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