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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陈默:瘟疫之后:毁灭,还是新生?

一道令人眼睛一亮的考题

在《为什么是枪炮、病菌和钢铁?》一文中,我们说到,欧洲人在征服美洲新大陆的过程中,也带去了病菌。而在新大陆肆虐的病菌,对于毫无免疫力的美洲土著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或者说,病菌在这个殖民过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有一位网友提了个问题:

可是,在中世纪时代亚洲给欧洲带去了可怕的黑死病和凶暴的匈奴人、蒙古人,为什么欧洲文明却并没有被亚洲文明征服呢?为什么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会迎来灿烂的文艺复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瘟疫之后,是毁灭还是新生?从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瘟疫来看,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都曾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元气大伤,并由此走上衰败之路。但确实如这位网友所说的,中世纪欧洲的鼠疫是一场极为严重的瘟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但在这场瘟疫结束不久,欧洲就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曙光。虽然不能将文艺复兴简单地归因为这场瘟疫,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至少说,这场瘟疫,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这当中的道理是什么?是怎样的逻辑在起作用?应当说,这对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我极为陌生的一个领域。

于是,我去查找和梳理有关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尽量不发表自己的议论,而是将有关的资料汇集到一起。所以,对于这篇文章,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资料汇编。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汇集和梳理,填补我知识的空白点,同时,这对与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黑死病:使中世纪更加天昏地暗

提起中世纪,我们的印象都是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我们印象中的黑暗,主要是集中在政治与社会的方面。但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东西,使得本来就很黑暗的欧洲,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这个东西就是瘟疫,尤其是黑死病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金帐汗国大军攻打由意大利商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于久攻不下,蒙古军队决定向城中投掷感染黑死病死去的士兵的尸体,从而将瘟疫传入城中。于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在城中迅速蔓延。患者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纷纷死亡。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人,乘船返回祖国,结果却将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带回了意大利。由此,黑死病首先传播到意大利,然后又蔓延到西欧、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

黑死病从中亚传播到欧洲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13世纪早期,中亚地区发生多种自然灾难,导致老鼠四处乱窜逃避灾难;二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军事和商业扩张造成了黑死病的扩散;三是13、14世纪东西方商业交往变得密切,西方大批商人、教士克服各种困难来到东方寻求交往,返回的时候也将黑死病毒带回欧洲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在1347至1353年间,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在当时的的医疗卫生条件下,黑死病的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 30% ~ 95%。有人估计,黑死病的大流行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

黑死病与饮食习惯的变化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这场瘟疫,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震动与改变。这种改变,我们先不说那些深层的层面,也先不说政治经济那些最硬核的因素,我们先看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有人会说,饮食习惯的变化值得说吗?但我要反问一句,如果连饮食习惯的改变都做不到,还能改变别的什么吗?

恰好,我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瘟疫与饮食进化史》,作者叫魏水华。这篇文章细致地描述了在黑死病过去之后,欧洲人饮食习惯发生的变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现代欧洲人的饮食偏好,都能从那里找到渊源。因为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很细,我在这方面又是外行,我干脆照搬其中的一些片段(因原文篇幅太长,我做了一些删减):

吃糖。在可怕的黑死病面前,人们笃信糖能治病。于是,人们像玩命一样地囤积蔗糖,并加入到各种食物中,以花式吃法来进食。今天在欧洲能吃到各种甜到发齁的马卡龙、松饼、杏仁糖和布丁,其实都是黑死病推动的饮食习惯的改变。而今天欧美人努力推崇的“低糖饮食”,本质上就是与民族的饮食惯性对抗。

少食多餐和下午茶。当时法国国王斐利六世死于黑死病,而英王爱德华三世和大部分王室成员却幸免于难。于是人们相信,英国王室少吃、多餐,崇尚下午茶的习惯有利于身体健康;而热爱美食的法国王室追捧高脂肪含量的肉类,对防病没有好处。这就是人类文明社会一天吃三顿饭,加一顿下午茶的开端。同时,多吃蔬菜,以轻油低脂高纤作为健康饮食标准的西方饮食观,也从此时开始酝酿流变。今天欧美人动辄大嚼生鲜蔬菜,连最不健康的汉堡都要加一片生菜叶的“习惯动作”,与之不无关系。

奶制品。整个欧洲已经有2500万人因之丧生,大量耕地变成荒地。或被改为需要人力较少的牧场。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更多可供家畜食用的饲料。由此,肉类、奶类、蛋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不再是贵族的专享。正是从黑死病开始,欧洲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开始大幅领先以谷类为主食的东方,这对于体格的增长,或许和智力的进化,都是有影响的。

黑死病欧洲的人口危机

现在我们转向这场变化的更硬核的方面,首先就是人口。因为大范围的、死亡率极高的瘟疫,首先涉及的就是人的生命,就是社会中的人口。从历史上来看,欧洲不仅在疫情期间损失了大量人口,而且,在疫情结束之后,人口的数量也没有迅速恢复,更没有通常在灾后发生的人口爆炸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个由瘟疫导致的人口危机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英国用了差不多三个世纪的时间,人口才恢复到疫前的水平。

根据学者们的分析,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战争。在 1500-1700 年的 200 年间,几乎平均每年欧洲都会发生一次列强间的战争。战争不仅直接造成人员的伤亡,而且不安定的社会生活也对生育造成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军队的征战,也把病毒和细菌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使得欧洲在这期间小规模的瘟疫不断爆发。

第二,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对生育率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由于土地变得不再那么稀有,畜牧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在西北欧,由于女性在畜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年轻女性纷纷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但在农场中,她们普遍被要求按年来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间怀孕或者结婚都会被要求终止雇佣关系。这样一来,欧洲妇女普遍变的更晚结婚了。这直接导致了总体生育率的降低。

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短缺,客观上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根据当时资料的记载,1300年到1450年间,英国人的实际收入上涨了250%,并且在1500年达到了一个直到1880年代才被持久超越的水准。同时,在瘟疫与战争的背景下,一些农奴通过逃亡与垦荒等途径得到了自由。这样,到15世纪末,除个别情况外西欧,大多数农奴获得了自由,农奴制逐渐瓦解。

在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要素的推动下,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加快了。由于劳动力的稀缺,农村地区的地主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压榨农民。农民们获得了更低的土地租金、更少的义务和更长的土地租期。到 16 世纪,用货币而不是实物支付租金的制度得到了确立。由于租地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市场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导向。这使得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商品交换的途径。农业产品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粮食,而是用以交换货币的商品。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更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成为可能,为后续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杨阳《黑死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黑死病导致的人口危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高收入会导致高人口增长,高人口增长又会拉低收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黑死病过后,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呈现出收入高增长、人口低增长的状况,这与另外一些地方,包括中国在内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历次由天灾人祸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之后,往往都是人口的报复性增长(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两种情况的差别是明显的,但原因是什么?所导致的影响的因果链条又是怎样的,学界虽有很多解释,但仍然是莫衷一是。

黑死病欧洲文艺复兴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人们都耳熟能详。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却很少知道欧洲文艺复兴与黑死病的关系。其实,这当中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历史上任何大的变革,往往都是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而同类的大量死亡,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最有冲击力的。要知道,在那场瘟疫之中,每两三个人就有一个死掉了。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亲友在这场瘟疫中死去了。如此残酷的事实,使得人们不得不拷问原来所坚信的一切。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人们的概括并不一致。但我想,有两个东西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是回归历史,经典就是根据;一个是回归自身,人本身就是理由。而这两点的缘由是一个,就是对多少年来坚信不疑的东西的信念的幻灭。而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与瘟疫给人的教训是分不开的。

在此之前的中世纪,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拥有绝对的权威。黑死病刚开始袭来时候,教会把这说成是由于人类的原罪而应该遭受的惩罚,于是祈祷、鞭笞、烧猫、烧犹太人。人们还寻找各种土办法,来对抗瘟疫。比如用大便涂抹肿块、用尿洗澡、把蟾蜍放到胸前,还有惯用的放血、催吐等方法。但人还是越死越多,连那些道德高尚的为上帝服务的教士和修女也不能幸免。在人们的心目中,教会的绝对权威在开始坍塌。一个原本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秩序,从精神信仰处松动了。实际上,在黑死病发生之前,天主教会的威信就已经是江河日下,而黑死病的出现则加速了教会的衰落。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瘟疫之后,幸存者们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不一样了。理性在抬头,智慧在彰显。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在萌芽,文学的新潮流在涌现。面对黑死病带来的大量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来世转向现世,从天国转向自身,现世的生活和享乐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人们不再理会教会的那些清规戒律,狂饮豪歌,寻欢作乐。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交织在一起,教会的禁欲主义、愚昧主义被冲破,理性和科学的思想在开始萌芽。

变革的方向:理性化与世俗化

让我们梳理一下历史线索。黑死病的发生是14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初到16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宗教改革开始于16世纪。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欧洲告别了中世纪,走向了现代文明。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对于韦伯的理性化概念,虽然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但从根本上说,这种理性化涉及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自觉的智力行为。如果一个群体在经历一场大的灾难之后,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长进,就很难想象这个社会在灾后会有什么进步。

对于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性化是外化为种种的社会建制的。比如,在权威的基础上,法理型权威在逐步的取代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从而将社会治理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在经济上,理性的货币和资本计算,形成了以资本和市场为基础、以效率为核心的新的经济秩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以工厂、军队、医院、学校为代表的理性的、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取代了传统的组织方式,从而为社会带来新的效率与精确性。

疫情中对宗教权威的冲击,以及不久后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还开启了一个与理性化并驾齐驱的过程,这就是世俗化。这个世俗化过程,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宗教思想、行为和组织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宗教的核心垄断地位逐渐被取代。从个人的内在经验上看,科学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从而在对人生和自然界之各种现象的解释上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世俗化过程的推动之下,过去人们朝向天国的眼睛,转向了世俗的生活。在过去,你对宗教的虔诚是表现在臣服和仪式上,而现在,你做好世俗的工作,履行你的职责,这本身就具有神圣的性质,就是在实现神的旨意。

可以说,正是在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推动之下,欧洲告别了愚昧与盲从,走向了真正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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