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 在得到匹兹堡市的梅隆家族一大笔资助之后, 匹兹堡大学开始大力革新。六十年代初, 哲学系引进了Adolf Grünbaum和Nicholas Rescher两位教授, 并引进了Kurt Baier担任系主任, 任务就是提升哲学系水平, 之后不久又引进了Gerald Massey接任系主任, 负责继续提升哲学系水平。
专业化和分工导致哲学研究碎片化, 成为一大堆专业领域和子专业领域, 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哲学系 (哪怕是最大的哲学系) 能在所有专业领域都有专家, 最多只能是在许多重要领域中都拥有多个研究兴趣相近的同事。从这个角度看, 匹兹堡大学哲学系从1960年到1985年间在以下领域中建立了强势学科:
科学哲学:Adolf Grünbaum;Larry Laudan
哲学逻辑:Nuel Belnap;Gerald Massey; (Early) Nicholas Rescher
道德哲学:Kurt Baier;David Gauthier
语言哲学:Wilfrid Sellars;Robert Brandom
文化哲学:John McDowell; (Late) Nicholas Rescher
古希腊哲学:John Cooper;Alexander Nehamas
此外, 早在60年代初期, 匹兹堡哲学系就为创建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中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该中心后来日益壮大, 影响力不断增强。哲学系本身在确立其重镇地位后, 也开始在各方面发挥其影响力。这包括:促成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建立, 与同城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哲学系建立起共生关系并给予人员和道义上的支持, 创立了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lery和Achieve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这两家刊物, 并推动匹兹堡大学出版社积极出版哲学类著作。
要看一个哲学系的水平, 当然不仅要看其教师的哲学著作水平, 也要看训练出来的学生的水平。在这点上匹兹堡哲学系堪称优秀, 这体现在该系博士毕业生在美国一流哲学系任教的人数众多, 更重要的是质量出众。从六十年代起，革新后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训练出了不少杰出的学生。这包括最早期的Brian Skyrms, Ernest Sosa和Bas von Fraassen三位, 他们出道之后都在哲学上有重大贡献并且在哲学界占据领导位置。
进入21世纪后, 德国哲学在北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匹兹堡大学哲学系在这一转变中起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作用, 尤其是以下匹兹堡哲学家的贡献:Rescher (莱布尼兹) 、Engstrom (康德) 、Brandom (黑格尔和哈贝马斯) 和McDowell (维特根斯坦) 。这里明显缺席的德国哲学家是海德格尔。匹兹堡哲学家中只有John Haugeland对海德格尔情有独钟, 但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匹兹堡1 (去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总体来说, 德国哲学被匹兹堡哲学家看重和珍视的程度, 是从19世纪末的圣路易斯黑格尔主义者 (St.Louis Hegelians) 之后就没有过的。
系务的管理, 一直是由一位资深同事来担任, 任期有限 (一般三到六年) 。哲学家们往往被认为不谙世事, 缺乏组织和管理能力。但是在这方面, 有三位匹兹堡哲学家为哲学系的发展和成功做出过杰出贡献:Kurt Baier, Gerald Massy和Robert Brandom。
九十年代末, 哲学系推选出了Tamra Horowitz担任系主任。她是全美国第一位担任重要哲学系系主任的女性 (很可惜她就任后不久就因脑癌去世) 。
多年来, 匹兹堡的哲学家们不断地发表了不少影响深远和广受赞誉的著作。这包括:
Adolf Grünbaum, The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Time
Nicholas Rescher,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Kurt Baier,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Alan Anderson and Nuel Belnap, Entailment:The Logic of Relevance and Necessity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Robert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John Mc Dowell, Mind and World
Annette Baier, Postures of the Mind
若干在匹兹堡哲学系任教时间较短的哲学家也有不少有影响力的著作, 包括John Cooper, Alexander Nehamas, Chad Hansen和Jerome Schneewind等。较近时期, 又有其他一些杰出哲学家加盟匹兹堡, 包括Anil Gupta (Nuel Belnap的学生) 和Robert Batterman。时间长了, 哲学界已经形成一种常规的期望, 即匹兹堡哲学系是个出产一流哲学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深刻怀疑。这种怀疑通过国家社会主义 (即纳粹主义) 及其浩劫而蔓延, 并盛于越战后的美国。在这种背景下, 晚近的很多哲学思考和逻辑实证主义一样, 拒斥传统式的哲学思考。在这点上匹兹堡哲学系也没有免于时代的烙印, 比如Brandom很崇敬他的导师罗蒂 (Richard Rorty) , 而McDowell则酷爱维特根斯坦。不过, 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在匹兹堡依然保持了其影响 (如:柏拉图对Cooper的影响, 霍布斯对Gauthier的影响, 莱布尼茨对Rescher的影响, 休谟对Annette Baier的影响, 康德对Kurt Baier和Sellars的影响, 黑格尔对Brandom的影响等) , 所以匹兹堡哲学系与西方经典传统之间的亲和性一直没有弱化过。
20世纪尾声时, 匹兹堡哲学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60年代那批开拓者们死的死、退的退、走的走 (只剩下Rescher) , 一批年轻一点的哲学家 (Brandom、Mc Dowell、Engstrom、Gupta) 就成了哲学系的中坚。但有一点没变, 就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匹兹堡的哲学家专业个性都很强, 对应该如何做哲学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一项优秀的哲学工作一般会同时得到他们的赞许。
当然, 总免不了有弱点和令人失望的地方。John Cooper和Alexander Nehamas的离开使得匹兹堡在古希腊哲学领域遭受打击, 而且一直没能完全恢复。Kurt Baier和David Gauthier在理论伦理学领域的强势敌不过其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日益显著的强势。此外, 为了增加女性教师比例而做的努力也令人失望 (更不用说少数民族教师比例了) , 而向非分析风格哲学的扩展也没能实现。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的抉择, 匹兹堡哲学系从来就不是一个众口能调的系。但总体来说, 哲学系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以及科学哲学中心这三个单位之间的紧密合作, 使匹兹堡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哲学中心。
哲学系在首聘和留聘教授时历来坚持高标准, 这保证了它在北美一直稳稳享有顶级哲学系的地位。
优势明显的科学哲学系
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成立于1971年, 和北美的典型哲学强系 (或包括一个强哲学分支的系科) 相比, 要年轻很多。她也不是北美的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印第安纳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更早, 成立于1960年 (起初叫科学史与科学逻辑系) 。此外,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早在1949年就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匹兹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刚成立时, 主聘 (primary appointments) 的教师只有两位:Larry Laudan和James E.Mc Guire。Laudan的研究主要关注科学的历时成长, 他于1970年 (和Gerd Buchdahl) 创建了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这一期刊。McGuire最著名的是对牛顿的研究, 特别关注的是牛顿在那些现在看来不是“科学”的研究, 比如他对炼金术的研究和对宗教文献的诠释。不过, 虽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初创时只有两位主聘教师, 但同时副聘 (secondary appointments) 了几位已经在匹兹堡大学的教师:Robert Colodny (历史学家) , William Bartley III (波普尔的学生) , Gerald Massy (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 Alan Ross Anderson和Nuel Belnap (相干逻辑的开创者) , Nicholas Rescher (高产哲学多面手) , Wilfrid Sellars (著名的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的作者) , 和Adolf Grünbaum (专攻相对论物理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哲学家) 。
在好多方面Grünbaum都可以说是匹兹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第一推动因。他于1960年来到匹兹堡哲学系, 同年便成立了匹兹堡科学哲学中心 (该中心一直繁盛至今) 。到了匹兹堡后, Grünbaum便开始引进许多上面提到的教授, 而这些教授后来成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创始成员。
匹兹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出现的同时, 科学哲学这一学科正在发生一场变化, 即开始远离高度抽象的研究 (这种研究一般停留在高度图示化的层面, 谈科学理论时只说“理论T”, 谈科学观察时只说“观察O”) , 转向对具体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 (既有当代的也有历史上的) 的细节研究。这种新的时代精神被Norwood Hanson用一句模仿康德的话总结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这一转变的原因复杂而多面,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因地而异的 (比如:为什么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早在1949年就建立了, 而剑桥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晚到1972年才建立?) 。但是可以说, 这场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中最著名、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库恩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举个例子:Laudan就曾经非常明确地说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和库恩对话;库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也是Laudan在那里读博士的最后一年。库恩的书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通过对科学史中具体案例的详细历史研究来理解科学的本性 (而这本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地盘) 。
库恩的工作使科学史变得对科学哲学至关重要。与此同时, 哲学家对以前高度抽象的科学哲学的不满也使他们开始致力于分析具体的当代科学理论, 尤其是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论, 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生物学理论。这种新风气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于1972年聘用了Kenneth Schaffner。Schaffner在他早年的若干论文中论证说, 以前几十年中哲学家们搞出来的那些高度抽象的还原论模型不适用于生物还原论中的具体案例, 比如从经典遗传学到分子遗传学的还原。
今天的科学哲学, 不论是在匹兹堡还是在别的地方, 很大一部分研究工作都是通过对具体科学理论 (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 的具体研究来进行的。从我自己在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读博的经验来说, 那时候 (21世纪初那几年) 系里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非常重视对具体科学理论、科学仪器和科学实践的细致入微的了解。忽视这些具体内容的科学哲学著作及论文都得不到尊重。
最后也许还有一点值得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 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在科学哲学领域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力。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哲学会议是科学哲学学会双年会 (Biannu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这个双年会的最近八位会议日程主席 (Program Chair) 中有四位是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的毕业生:Wendy Parker、Chris Smeenk、Andrea Woody和Sandra Mitchell。此外, 科学哲学学会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的最近八位主席 (President) 中有三位是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的教授:Sandra Mitchell、James Woodward和John Earman这些事实表明, 从制度层面看, 匹兹堡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近年来在整个科学哲学学科中享有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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