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真正的战略管理者?
是企业家?他熟悉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和分析工具吗?有谁调查过有多少企业家学过战略管理、在制定战略时使用过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
是我们?教战略管理的人?我们熟悉企业吗?理解不同组织的差别吗?理解他所面临的行业、市场环境和顾客吗?
咨询公司?又有谁调查过有多少企业在制定战略时使用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制定的战略又有多少付诸执行?
(二)战略制定和执行
有效的战略应该如蓝海林讲得那样，开始有一个设计，然后边执行边修订，就像红军长征一样，典型的逻辑渐进主义，明茨伯格在他的著作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但这需要高手。现实中有多少是这样的?常见的情况是：制定战略的是一些人，执行战略的是又一些人。制定战略的人既要考虑组织内部情况，又要考虑环境;既要考虑现在，又要考虑将来。制定战略的知道要想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必须走这条道路。但执行战略的人往往只考虑内部、考虑自己、考虑现在，只感到那条路走不通。就像有人说的：制定战略的是天才，但执行战略的是蠢才。但是，既然是天才，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蠢才也能执行的战略?
(三)理性与情感
战略决策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我们这一套战略管理的东西都是理性的，但行为决策理论又告诉我们决策是感性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实中的决策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那么，面对不同的决策，同一决策主体其感性与理性的成分是什么决定的?面对同一决策，不同的决策主体其感性和理性又是什么决定的?
二、战略管理研究的困境
(一)研究动机的困境
看周长辉战略管理研究现状、吕源管理案例研究方法、还有徐二明老师出的那本《战略管理》，不仅能看到其中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之光，也能读到其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啊，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只靠它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损坏环境而制造的廉价产品，还要靠他说得出口的企业(当然不是垄断企业)，要靠它的管理理论。这要靠研究。但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我把学术研究分为三类：基于自由兴趣的科学研究，基于职业精神的科学研究，基于功利主义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研究动机、目的和研究成果的质量之间是不是也具有相关性?这个问题，是不是也需要实证的、还是案例的方法研究一下?如果取消了目前的职称评定制度、取消了大学排名的做法等，我们还会有多少学术研究?
(二)研究者的困境
靠谁来研究?海外兵团还是本土学者?海外学者真正做科研，熟悉研究范式，有科研环境，但不了解中国国情;07年在北大开战略管理研讨会时我就有一种突出的感觉：靠那些连中国话都说不全的海外学者能搞出适应中国情景的战略管理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过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本土学者总体上却正好相反。他们了解中国实际，本身就处在中国的管理情境中，但这种情景，功利而浮躁，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去做真正的科学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战略管理研究，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三)研究范式的困境
国内很多学者尤其是1970年代以前的学者大多数都不是很熟悉目前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受过这种学术训练。本来，研究范式只是工具，是用来解析现实问题的。管理的基础在实践。离开了管理实践，闭门造车，那是什么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的。但在目前中国情境下，功利主义使得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都远离现实，研究的问题莫名其妙，研究的结论荒唐可笑。功利主义+实证研究方法=西瓜是圆的
三、战略管理教育的困境
(一)这东西是能教出来的吗?那些成功的，有多少是教出来的?那些教出来的，又有多少是成功的?
(二)战略是以成败论的。战略管理教育，他的好坏是以什么论的?听蓝海林老师的课，能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死得明白，可能让他活过来吗?战略管理教育，是要让他死得明白还是活得过来?
(三)这一套东西(战略管理的理论、知识框架、分析工具)真的有用吗?它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如果是有用的，那么在同一情境下，不同的决策主体理应能得出相同的战略。但现实不然，同样的情景下，不同的战略管理者做出的决策往往大相径庭。那么，指导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的又是什么?如果再往下放，放到哲学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到底是交战略管理课还是教哲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