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 2007年9月26日
《中国企业家》第17期封面文章：推动中国商业的三种力量(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申音
我们难以确切估量公司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改变。可以确信的是，一个公司化的中国，将更有机会把这个伟大的民族带出“历史的三峡”。如果对比一下1978年和2007年的中国，你会发现这期间发生有多么巨大的变化。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是谁重塑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面貌？
1984年10月，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一间20平米小房子里，联想的前身新技术发展公司诞生了。年轻的柳传志被任命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总经理。在上任前，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他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几个月前，国家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才刚刚触及到金融领域。在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基础上，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横空出世了，它被命名为工商银行。
而在遥远的北欧国家芬兰，一个名叫约玛·奥利拉的年轻人此时刚刚加入一家名为诺基亚的公司。它过去是一个木材厂，现在是一个新兴的电信设备商。一年后，诺基亚瞄准了陌生的中国，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
23年后，这三家公司都有了戏剧性发展。
联想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通过并购IBM PC，而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脑厂商。
国有的工商银行，以2540亿的市值超过了老牌的花旗和汇丰，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
而诺基亚在约玛·奥利拉的领导下，成了全球移动通信业的霸主。而中国则是其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仅仅在2006年，诺基亚就在中国卖出了5100万部手机。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三股力量：国有公司、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的1978－2008》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他将1984年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主角之一的萌芽完全是一场意外。事实上，即使伟人如邓小平，在其当年一手草绘的中国经济改革蓝图中，所思所想的也是如何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乃至企业，改造和提升上万家国有工厂。
但从一开始，两个世界的交流就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中德合资项目上海大众谈了整整十年。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唯一的坚持就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当时随大众公司来华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它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中国厂房后，略带讥讽地说：“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大多数跨国公司被中国市场的蛮荒荆棘所吓退，只有如松下、大众、西门子、可口可乐、GE等少数眼光长远者打下了第一棵桩。但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都没能给它的股东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即便如此，很多退却者也并没有真的远离，他们选择离大陆最近的资本主义据点香港安营，很多沟通中外的香港商人因此大获其利，
真正的披荆斩棘者出现在民间。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体制的堤防。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江浙一带的江阴温州萧山、出现在北京的中关村、出现在深圳蛇口等等，这些草莽英雄们凭借着企业家精神和生存智慧，顶着不期而至的政策风险，在资源、市场、人才、资金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不断积累壮大。
一边是计划体制的僵化失灵，一边是民营企业的无孔不入，许多高高在上的地方国营企业感受到了渡日的艰难。随着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厂长经理们上台，国企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等新名词不断涌现，当年的企业明星是步鑫生、马胜利。但这些不涉及的改革最终证明只是暂时延缓了国营企业的生命。它们中间的大多数注定要退出商业舞台。
从1984－1992年，是民营经济如野草勃兴，外资公司小心试水，国营企业步步败退的过程。
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主政者的目标。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而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的加入使得民营企业从边缘走向了主流。而凭借着手中的资源、关系，很多人在此后的房地产热中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中国在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义无反顾，也让犹豫不决的欧美人大松了一口气。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跨国公司迫不及待地纷纷加大对中国的投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商业周刊》等主流经济媒体已经开始预言，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杰克·韦尔奇则是第一个在邓小平南巡后赶到中国的重量级跨国公司CEO。
这个时候，搞活国营企业突然有了新办法。一个名叫黄鸿年的印尼华侨商人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的大旗，直接与政府打交道，在短短两年内，用旗下的中策公司廉价收购了数百家国有企业，通过打包上市，或者整体出售，获得了丰厚利益。这种“资本运营”的手法日后也为很多中国民企老板们所争相效仿。
刚刚诞生的中国股市则为国企解困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一些经济学家们献策，“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把两市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从此，上市指标成为“资本输血”的代名词。中国股市在相当时间内，沦为一个投机盛行的市场。
在此后的数年间，受到宏观经济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民营企业的先天劣根性开始显露，一幕幕悲喜剧在商业与政策的灰色地带上演。南德、爱多、巨人、三株、健力宝等大起大落，而联想、万科等却稳健发展，开始走上公众公司的道路。有着现代企业制度、对国际资本市场理解深刻的互联网公司开始跳上舞台。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00名跨国公司的首脑和代表共同探讨“中国未来50年”，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声誉带到了顶点。在此之后，中国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直接投资国。
2001年，WTO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很多人忧心忡忡，跨国公司的涌入将摧毁中国脆弱的产业。
事实证明，悲观者的看法大多落空。中国迅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起举足轻重的角色。固然，巨额的投资、技术的引入、第一流经理人的到位，使跨国公司表现出了比以往更强大的竞争力；固然，在这种“家门口”的竞争中，民营企业的优胜劣汰加剧了，但中国本土企业的品牌、战略、管理能力均在竞争中得到提升。联想、华为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改写全球产业格局，而国美、蒙牛、分众、阿里巴巴这样的本土强者也树立了自信。蜂拥而至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国际投行，让他们有了一个给世界讲中国成长故事的机会。德隆、科龙们却在“资本运作”的谎言下土崩瓦解。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义 GDP 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同，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继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大部分都已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某种形式的改制重组以及部分民营化。而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新的企业群体“央企”的出现。他们不但拥有垄断的资源，而且采取了更市场化的方式运营。在它们中间，诞生了一批财富500强企业。
我们相信，国有、民营、外资，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将会更加紧密，随着资本市场开始发挥真正的催化剂作用，企业本身的所有制特征正被逐步淡化。公司中国已成为大势所趋。
据初步统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8月9日达到21.147万亿元，超过去年21.087万亿元的GDP总量，这意味着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首次超过GDP总量。
对于活跃在今天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哪些大公司而言，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盈利，同时社会也要求它们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More Power， more Responsibility.(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是好莱坞电影《蜘蛛侠I》的一句经典台词。亦是现在悬在每个大公司头顶上的达摩利克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