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教育家弗莱雷认为，“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关于“命名世界”，借用作家陈诗哥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每天都如清晨那样新鲜、喜悦、充满爱。重新命名一切，解释一切，照亮每一个词语，这是诗人的任务。所以弗莱雷说“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作为教育者，我们都知道教育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劳动的形式又是以言说为主的，既然如此，对话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只有相信“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我们才可能自觉地在教育教学中改变灌输的行为，用“对话式教学”来取代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在对话中完成创造性的劳动。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教师的“对话”意识越来越强烈。但问题是，教师对“对话”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或者说是为配合表演的需要。课堂上的“对话”往往是问答式的，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持着话语权，动辄否定甚至剥夺学生的话语权。“对话不能简化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灌输’思想的行为，也不能变成由待对话者‘消费’的简单的思想交流，更不是那些既不投身于命名世界，也不追求真理，却把自己的真理强加于人之间的一场充满敌意的论战”。教师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嘴上说是“对话”，骨子里还是“灌输”，不能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不能将思想强加给学生。教师能做的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平等地、真心实意地与学生交流。只有当学生对教师毫无戒备，两者之间才能真正展开对话。
为什么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会惧怕甚至禁止交流？因为交流有可能影响教师的权威，动摇教师对课堂的统治，而教师害怕自己在学生面前显得无知与无力。这种惧怕与禁止就是“灌输式教育”的特征所在，“凭借某种机械的、静态的、顺从自然的、形象化的意识观，灌输式教育把学生转变为接受体。它企图控制思考和行动，让人去适应这个世界，并抑制他们的创造力”。所以，想要防止实际教学中有意无意地灌输，唯有增强对话意识。
教师都应该明白，只有在学生面前，其教师身份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是共存的，没有了学生，也就无所谓教师，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就得与学生和衷共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教师能不能意识到师生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师生共同面对的时候，这种关系才可能是实然的。对话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安全感，不仅是教师的自由与安全，更要有学生的自由与安全。教师尤其需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对话中的自由与安全只是单方面的，这自由与安全靠得住吗？
作为“对话人”，教师在遇到他人之前就要心充关怀与信任，当然还要有谦卑，没有爱、信任与谦卑也就没有对话。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式教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学生的爱心、信任和自己的谦卑与真诚的基础上的。
“对话人”是否具备谦卑与真诚，还决定了“对话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除非对话双方具备批判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就无从谈起。没了对话也就没了交流，没了交流，也就没了真正的教育。
对话，是不是一定就要达成共识？未必。“对话”，其实就是一种碰撞，可能会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各自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出来。存疑，也就是没有形成共识。对话可能有交集，也可能呈扇形展开——恐怕扇形展开更符合实情，如果全是交集，也许就没了自我。所以，对话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态，要能悦纳不同的声音，但也不能迷失自我。对话中更多的情形应该是形成第三选择，而不是“你的”，或“我的”选择。
提问是不是对话？教师的提问有两种可能：如果对学生提出问题是为了触发学生的思考，帮助他们建构知识，那就是对话；如果教师问，学生答，那就是一种“我他”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灌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