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教育部公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以来，“依法治校”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教育界广受推崇。“法”正逐渐成为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度量，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按理说，要想 “法治”（依法治校），必先“法制”（定立制度）。每所学校设立自己的学校章程本是分内之事，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文规定，学校必须“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但从实际看，很多学校的学校章程一直是空白，即使制定了，也大同小异，束之高阁，更不用说进行修订和完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学校章程作为“法”在学校实践的化身，远远不如其在舆论中众星捧月的地位，这一“冷”一“热”的现实悖论，颇为耐人寻味。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无人不违反”。究其原因，学校章程的滞后性，并非学校偷懒懈怠、不思进取，而是他们对现代意义上的“法”，尤其是“法”的精神知之甚少。既然根基不牢，后面的贯彻、执行、修正等环节，自然就浮皮潦草。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有句名言：“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学校”与“现代学校”的根本差异就是：前者基于“关系”，如血缘、地缘、族缘等，后者基于“契约”。“关系”，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词，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在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有着深刻的烙印，绝不是朝夕之间发一两个文件、开一两场会即可解决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很多学校都装上了“电子白板”，甚至出现了以“微课”、“幕课”为代表的“课堂革命”，但骨子里的“关系”思维却根深蒂固，“学校章程”的意义恐怕就极其有限了。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很多教育行政机关、学校都习惯以“搞运动”的方式推行教育建设。“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本是好事，但若只是成为考核、评定、绩效的绑架物，成为权力运作下的“规定动作”，成为轰轰烈烈的一场风，那再好的“法”也成了诅咒和毒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新的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也必将从中滋生。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近期舆论对校歌的反思，为应付检查和“评星”而生搬硬套、连夜赶制的校歌，其历史承载力和文化生命力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评。
所以，真正的学校章程，建立的基础应是自身的内驱力，应是“长”出来，而不是“逼”出来。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必然有一套设计合理、行之有效、底蕴醇厚的学校章程。这套章程，就如一纸“契约”，明确规定了学校、教师、学生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章程的所有内容，都是三者共同讨论、修改、商定的结果。
建章立制，本是法之必然，而现代法律，甚至现代文明都与契约精神有着莫大的渊源。经过从亚里斯多德到卢梭两千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它的精神已经可以明确概括为：自由、平等、守信、互助（救济）。一所学校“生长”的过程，也就是对契约精神的认知、尊重和实践的过程；进一步说，当学校具有了自由、平等的教育教学风气，教师和学生懂得守信和互助，学校管理者知道“依法治校”的伦理意义和实践规范，那学校章程自然就有了生根之所。
只有得到多数人都认可、参与、执行的学校章程才算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忙不迭地制定学校章程内容，处心积虑地推行实施，倒不如对照“契约精神”，先做好净风气、讲民主、守信诺、重自由的工作。唯此，国家“依法治校”的初衷和学校建章立制的本意，才算有了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