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界冠以“布鞋院士”称号的李小文先生日前因病辞世。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他因一张衣着朴素、光脚穿布鞋的授课照片在网络上爆红，被媒体称赞为“纯粹的力量”。我们激赏他、悼念他，不仅仅是因为他高尚的人格力量，更是因为其学术人生的境界，触动了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神经。
笔者以为，李小文院士学术人生的三重境界，彰显了学术之于社会的意义。
第一重境界是职业精神。
李小文院士是一个典型的工科“技术宅男”，乐于钻研学问，勤于教书育人，在遥感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公认的科学成果，也培养了一流的研究团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富有职业精神的科学家、大学教师。
职业精神意味着专业化，且愿意以此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李小文院士在回忆其成长经历时，并不讳言他当初选择学术道路，选择遥感专业更多只是一种偶然；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真正选择之后，就认认真真地献身于此。当前的中国社会，甚至在学术界、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职业精神是比较匮乏的。有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因为种种偶然原因进入某一专业领域，却并不认真“经营”专业，而是想方设法寻找更多选择；有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可能也是出于偶然原因进入了学术界，却并未将之作为人生“志业”，而仅仅是作为糊口手段。
平心而论，在当前这个物质还算丰裕的社会，学术早已不是一门清苦的营生，谈不上要科研人员无私做出多少奉献。从这个角度来讲，李小文院士所展现出的职业精神，或许不是他那朴素外表给人的甘于清贫、甘于奉献的浅层印象，而是那种对职业的负责、对专业的深层专注。
第二重境界是造福于民。
李小文院士的学术人生不是自娱自乐，而是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特征。他致力于遥感技术在地震等领域的实际运用；在非专业领域，他也表现了对社会的关心，比如设立奖学金，扶持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等等。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大夫精神，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李小文院士从没有发表什么豪言壮语，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了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他曾经自述，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学成回国，仅仅是觉得花了国家和老百姓的钱，不回国问心有愧。这种对国家、社会的朴素情感，恰恰是当下这个社会急需的。
据笔者观察，近些年来，国内知识界有两种不太好的风气，一是认为学者要保持独立人格，就应该不依附于国家、政府，乃至于一些知识分子演变成为怀疑、批判政府的“姿势分子”；二是认为学术是纯个人的事，把做学问当做一种可以把玩的“艺术”。这种看似清高——既符合西方学术自由标准，又符合我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某些特征的风气，实际上是一种违背学术伦理，也违背士大夫精神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三重境界是学术即人生。
李小文院士从事的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但他并未将自己的学术人生描绘成单调、无趣的过程，反而是处处充满乐趣。原因在于，他已将学术和人生合二为一：学术即人生。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说，在学问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李小文院士早年读书时曾经只是一个“中等生”，并没有很高的天赋，也不属于最刻苦的那一类，但他却有一种纯粹之心，这是他把学问当做志业的最重要的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学术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
没错，学术需要专注、需要纯粹，但学术也需要热情、需要灵感。世人不太理解的是，恰恰是看似最简单、最纯粹的生活，或许才是激发学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动力的泉眼。因此，光脚、布鞋、二锅头这些李小文院士的“标签”，代表的不是单调的生活，而是充满热情和灵感的学术人生。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的风气越来越浮躁，学生不好好读书、教师不好好教书做学问，但大家看起来似乎又都很“忙”。个中缘由，或许是有的学者渐渐失去了简单、纯粹的精神，学术仅仅被当做通往成功的敲门砖，而并未成为学者人格的一部分。学术与人格割裂了，焉能做出好学问，又怎能锻造出真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