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