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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斗法那些事儿

司马光的手段

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史料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同年八月,废市易法;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狠、狠、狠!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

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

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

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一意孤行

史料记载,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

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

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

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

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

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

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这个人,嘴太欠了!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

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

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

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

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拗相公、司马牛……得此结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王安石病逝

史料记载,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

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

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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