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国民政府已经看到统一胜利的曙光时，中日之间发生了一场更大不测事件。
那就是济南事件。事起二次北伐进行时。
1928年1月，下野后又被国民政府请回的蒋介石，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决定挥师二次北伐。
考虑到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做出很大外交努力和军事克制，希望使日本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立场。但，更大的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8年5月1日，二次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
而这里，是日本在华的一块重要势力范围。日本在济南设有日本领事馆，据统计，此时滞留在济南的日侨还有2000余人。
打着维护本国侨民安全的旗号，早在1927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军界大佬田中义一即曾出兵干涉。
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早在北伐军攻占济南的半个月前，即4月1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1928年4月19日，日本政府从天津驻军中抽调300人派遣到济南，并宣布日本将由本土经青岛派遣一支5000人的师团增援济南。来自日本本土的第一批军队于4月27日抵达青岛。
带兵的日军主帅是福田彦助。日本著名鹰派战将。时任第六师团长。
本来，田中义一对福田彦助并未直接下达屠杀令，而这个福田却走得更远，其行为完全是受到了一个日本武官的指示。之后这种“下克上”，成为军国日本的常态，直至日本这辆巨大战车机毁人亡，才告结束。
这个日本武官是谁?他就是酒井隆。
酒井隆，1916年派赴日本驻华使馆任副武官，1924年调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 酒井隆生性残虐，惯于“以下克上”，他的成名作就是济南事变。
本来，田中义一虽然是对华鹰派，但并不想无限扩大事态。而酒井隆则不然，他生怕事情搞不大、自己立不了大功。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之前就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军部出兵山东。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5月1日，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5月3日，军队出现了的一些抢夺行为，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出击。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3日早晨，国民革命军贺耀祖所辖四十军其所属的一名士兵生病，同伴要送他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医院治疗。经过商埠区时，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一名士兵和一名役夫，其余中国士兵躲进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战火一经点燃，全市都响起了枪声。
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种版本。陆军省5月13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这样描述：“3日上午9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祥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中久米川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逸入附近兵营。兵营岗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
各执一词。但冲突真得爆发了，且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集结济南的日军不到3000人，而北伐军40000有余，日本不到北伐军的“十分之一”，而但战事一开，优势却向有备而来的日方倾斜。
冲突不到15分钟，日军便将其占据的城外商埠地区各交叉路口，用沙包铁丝网构筑了防栅，完全切断了交通。连蒋介石派往日军司令部的人也无法通行。蒋介石派人进行交涉。
然而，交涉未果，事态却进一步扩大。
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扩大事态，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
福田彦助更是好战分子，与酒井隆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当时中午12时11分，他向参谋总长汇报了第六师团的进军意图：“目前南方中国军(即北伐部队)在济南附近驻扎者至少有四万人，态度逐渐对我怀有恶意……我们确信，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军)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