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亚运会开幕当天，也是中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11月21日，国内数十位在陈垣研究、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实绩的专家学者齐集中山大学，追忆研讨这位广东籍学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学术贡献。
陈垣先生的长子陈乐素、嫡孙陈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新会陈氏”祖孙三代均在史学领域内蔚为大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陈智超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句话是他在什么环境下讲的？他做过哪些努力？
陈智超：这话他不止讲过一次，并不是一句即兴或者偶尔的话。最早应该是1921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会议上。他当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陈老师(援庵)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羊城晚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过这个观点。
陈智超：1929年，陈垣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兼任过一段时间历史系主任。他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援庵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到我的书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陈垣问我，汉学正统这时候在西京，还是在巴黎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相对叹息，希望在十年之后，把汉学中心夺回到北京。
羊城晚报：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想法的不止陈垣先生一位。
陈智超：对，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诸位先生，都深以为憾，并且有紧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学生朱海涛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问陈先生对于时局的看法，他就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二、学术没有国界，但学者有祖国
羊城晚报：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陈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们也看到，陈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馀录》，以“劫馀”二字表达对斯坦因、伯希和这些西方汉学家某些行为的斥责。那陈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没有过交集，他们的关系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