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出家前曾亲手毁掉了艺术家的李叔同，曾折笔藏印，分遗藏书。并于剃染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其持律之严，人所共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一反固常，不但于讲经弘法时多引儒家故实、警句，而且亲编儒家《格言别录》101条？
李叔同出家前是一位大儒，大诗人，大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出家后他就成了一位大和尚，大法师，大德高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他在出家前曾亲手毁掉了艺术家的李叔同，曾折笔藏印，分遗藏书。并于剃染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其持律之严，人所共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一反固常，不但于讲经弘法时多引儒家故实、警句，而且亲编儒家《格言别录》101条，在《改过实验谈》中开宗明义便说：“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同时期(1934年)，大师给俗侄李晋章致函曾约其购《昨非录》一书，信中说：“四十年前津人喜白摺小楷，恒用《昨非录》，系翰林分写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册，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颇可流传”。等等。
举凡这些对儒学的格言、家训、诗文摘句，在《晚晴老人讲演录》中所辑尚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人怀疑是不是学术探讨的悖论，千萦万转最后又回到思维的原点。其实，从文化深层考虑，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复归，也不是李叔同的“恋儒情结”，而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碰撞的结果。因为这时的弘一大师已在佛门修持多年，道岸弥高，虽然那些格言联语，从字面看还是原来的词语，但在大师的眼里，却有了另外的含义，它已不是原来儒学发展时期带有极大功利性的教条，而是用来启蒙佛童修道正身带有普适性的教材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大师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讲演书法的一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讲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只会写字，其他学问一点也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
不过，出家人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以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做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从以上“谈玄说妙”和“论写字方法”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大师晚年“以释观儒”的文化心态。从儒家经典到佛门经卷，他无不谙熟于心。口诵心维，躬行实践。他既是大儒(指出家前)，又是大佛，这两重身份就使他与历史上的大居士苏东坡(晚年也耽于佛)，同时代人马一浮等区别了开来，也与“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的梁启超区别开来，甚至也与“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苏曼殊区别开来。大师僧腊24年，去无定向，居无定所，行不须代步，食不过中午，菜不过二色，粥不过一碗。持律如此谨严，弘法如此勤奋，以身教代言教，这与那些宦途失意，晚岁耽佛，以儒身说佛事，以在家说出家的隔岸观火者，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是现身说法，一个是镜中看花。弘一大师晚年以释观儒，徜徉于儒释两道之间，又不丝毫混淆两者的界限，这于儒于释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