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民国热是否该降温虽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民国教育以及文人风骨,却是一道精神风景线。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在炮火中南渡西迁;在时局与学术中,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小学课本叶圣陶写、丰子恺画
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当时的教育课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
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边吃包子边答辩
民国取士,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
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由于答辩时间很长,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从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陈寅恪也是个特例,1926年春天,应清华大学之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