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三疯
那天早上，我习惯性地去旁边那家店里买早餐，一个高梁包子，一杯豆浆和一杯黑米粥，3块钱。我给她10元，她找我7元。我拿出一个硬币放在桌上，说，昨天你钱找多了。
那一刻，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我站在正东方向，一道圣洁的光辉从我的身上洒出来。忽然间，她全身僵直，瞳孔放大，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够懂得读心术的话，也许就能听到她的心里一直在放一段音乐——
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其实，事情很简单，昨天我买的早餐是4块钱，我给她20元，她却找我17元。多找了我一元钱。我下午才发现这点，我决定第二天还给她。虽然一块钱不多，但我们不能贪图这种财富。当我把属于她的钱还给她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非常好，我无愧于心，我坦坦荡荡。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很快乐。
我仍然很清晰地记得，十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在城市里狂奔，追逐着最后一班40路公交车，虽然跑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赶到了，挤进那沙丁鱼罐头般的公交车里。我站好了，车开动了，准备刷卡。可是，卡没了，找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都没有，司机在催我，其他乘客在看我。我再次大汗，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只带着一张公交卡。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置之死地的打算了，下一站，下车，然后走路回家，公交需要四十分钟，跑步需要一个小时半小时，走路则需要两个半小时。晚上10点之前，应该能回到家。
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大妈问我，你没带钱？我说是的，我卡丢了。她说，我替你给吧。当时我万分惊讶，因为这个大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妈，其貌不扬，一身俗气，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逛菜市场，她不读书不学习，不看电影不听歌剧，我做慈善不懂公益，她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普罗大众，万万没想到，这一车的人当中，就是她首先发现我的异样，还帮我解决问题。
那一刻，我的内心里一直在响起一段音乐——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希望自己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能够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即使这份爱心看起来很小，微不足道，可是，对于处境困难的人，他真的需要。
昨天晚上，我在路边等车。路边坐着一个流浪汉，他又四五个包裹，用扁担挑着，身边放在几个吃的东西。他似乎走过了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人，今天经过这里，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休息，之后，就准备再次出发。那时候9点，他大概肚子饿了，拿出包里的干粮在吃。
我于心不忍，就把一个白巧克力杏仁卷心酥拿出来，递给他说，大哥，我请你吃吧！出乎意料的是，他摆摆手拒绝了。我很尴尬的收回来，放回包里。我的好心好意他不接受，同时，我感觉似乎伤害了他的尊严。他只是个流浪汉，他不是乞丐。或许，很多年前，他比我们见过的所有的富人还有钱；或许，这个时候，他懂得东西比我们要多得多。
更令我羞愧的是，我包里还有一个中午买过来的金唱片面包，一根准备当饭前水果的香蕉，一杯刚刚买来的还没喝完的雪碧。这些都是我亲自买过来的，也是我喜欢的，而这盒卷心酥，是下午别人送我的，因为我知道第一个制造牛仔裤的老板叫李维斯。
换句话说，我说想表达一份爱心，但我只拿出了自己最不在乎的东西，自己无所谓了，所以就随随便便送给别人。这是在贡献自己的爱心吗？ 还是在摆脱累赘？这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得到。
为什么我想做个好人？
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好人。我的大脑，我的心灵，总是装着一些我自己看不到、却真实存在的很卑劣的人性。这种人性，一部分基于先天的动物性本能，另外一部分是基于后天的自我成长过程。
人世间，最令人沮丧的事情，就是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死去。
可是，当我生命终结的那天，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一定会有鸟儿在歌唱，花儿在绽放，微风在轻拂，白云在飘摇，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闲聊……这个世界，一切都很美好！
左岸记：我喜欢这种快乐，简单，美好；却仍觉得不够，当阅读到SEETON-MUSIC的这篇文章——我想做个好人，许多想法就纯粹了起来。
去年，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拼命啃书，经过统计，这一年我共看了八十三本书，距年初的一百本目标，差了十七本。今天，我将这八十三本书放在了一个上面写着“嘉士力早餐饼”的大纸箱中封存起来——作为我存在的证据。并且写此文，献给2011年——我想谈谈读书和我这个“不靠谱”的人的一些观点。由于观点比较杂乱无章，所以干脆拟定一个“更不靠谱”的标题——我想做个好人。
闲言少叙，正文如下：
在我看来，读书从来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从我的经验来谈，如果我把一本书看做是必须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任务，那读书就是件非常要命的事情。确切的讲，阅读应该是一种习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阅读还应该划入“好习惯”之列。
当然，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用“绝对”这两个字来概括，有时候，阅读一些“坏书”反倒会使人更加愚蠢，人们犯傻的方式很多，比如满脑子里都是些“致富学”“如何做男人”“如何做女人”之类的人，就很难变得聪明。但如果能够“健康”的运用“阅读”习惯的话，我估计也没什么坏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好处。
在这里，我要明确一点，读坏书的“坏”很多，读好书的“好”很少。据调查，中国人的每天平均读书时间约为四分钟，比爱爱的时间还要短，如果在去掉读“坏书”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个打喷嚏的时间。从这个数字我欣慰的看到，即使人们不阅读只爱爱，八成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是可喜的成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跨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我很想为这四分多钟的意义欢呼，可是，作为一个还读点书的人，却又觉得笑不出来。不禁要问，读书真的就那么“二”吗？
恐怕答案是肯定的。读书不光有点“二”，甚至还有“装逼”的嫌疑呢。这一点很像中国人喝酒，一帮三教九流围着一张桌子混侃，如果你初来乍到，必定要喝一杯，以示尊重。如果你说你不能喝，便会有人大声嚷道“你不给大家面子”，这时候你就显得非常的“二”，如果你说，“我一会儿有事”“我戒了”之类的话，理论上，就属于“装逼”。中国人厌恶差异化甚至超过厌恶自己的敌人。在我们的圈子里混，你凭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呢？
所以，有时候我会不情愿的认为，人的生存价值就是要符合自身的角色标准，一个圈子要你成为什么，你就必须成为什么。如果你不喜欢，就会有很多人指着你骂大街，你还不能还口，因为你一旦还口，一大套的说法便会扑面而来，搞得你招架不了几分钟，就抱头鼠窜了。别不信，你随便到哪个网络论坛里走一遭，就基本上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了。
因此，很多有自知之明的人，免得横遭不测，干脆保持低调。我记得崔健几年前的那张《给你一点颜色》专辑里有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就像眼前这个社会大酱缸”。
老崔是个愿意把话“说透了”的人，在一个普遍缺少“爷们”的时代里，老崔的歌永远象征着勃起的力量。我喜欢崔健胜过喜欢所有的歌手，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老崔“不装乖”，也从来没声称自己是个“处男”。在一片“爱情买卖”的叫卖声中，老崔光着膀子喊到“太阳照常升起”。
很久以前，法国人托克维尔走访美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我刚开始看这本书。作为社会学的权威论著，我现在才开始看，算是补课。书里有很多观点让我有拨云见日之感，放在当代，一点也不过时。比如，托克维尔在讨论政体的时候，使用了“各自重要性”和“全体重要性”这样的词语。
实际上，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则，无非就是在无休止的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制约中，不使任何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哪哪的都嚷嚷着创建和谐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矛盾共存”才叫和谐，而“统一思想”这类的鬼话，无非就是群体强奸个人的借口罢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一句最经不起推敲的格言。自古以来，人民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恐怕就是到菜市口看杀人。杀掉谭嗣同时，人民欢呼，杀掉路易十六时，人民也在欢呼。大众心理学家说，大众是没有智商的，不管杀掉谁，永远不缺的就是看热闹的人民。可以说，嗜好暴力的，不仅仅是萨达姆和本拉登，还有一个最难对付的对手，他的名字叫做人民。
群体意识的形成，把社会变成了酱缸，打破一个酱缸的方法就是革命，革命后又形成一个新的酱缸，酱缸-革命-酱缸-革命。恐怕这他妈的就叫做历史吧。“各自重要性”和“全体重要性”，当托克维尔提出这两个理论时，我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对于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酱缸体系”的社会中，又哪里去寻找什么“各自重要性”呢？今年八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外，他说了很多“他的认识”，他说“中国缺少反叛文化，反倒人们却情愿去追捧垃圾”，作为中国人，我很不认可他的观点，但当时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去辩驳他。
《南方周末》在一篇讨论当代民谣歌手的境遇时写道“他们曾经是想在一群好孩子当中做一个坏孩子的人，如今却想要在一群坏孩子中做好孩子。”这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所谓反叛，无非就是在好孩子和坏孩子之间来回跳跃罢了。很多很多的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味了。
二十年前，被人包养的女孩被骂做“破鞋“，十年前被包养的女孩被叫做情人，而现在呢？甚至“包养”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婚姻观”了。男人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对女人们大谈自己的“猎艳史”，女人们也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物质要求”。
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人们似乎总是摆不正“爱”和“欲”的位置，不是用道德大棒把人砸死，就是拿媚俗的论调把人恶心死。如今，当道德标准陷入最尴尬的处境时，反叛文化？不就是让我去做一个好人吗？
当群体亢奋时，个人的冷静叫做消沉、软弱、不进取、虚无主义，但群体麻木时，个人的亢奋又叫做嚣张、极端、唱反调、没事找抽。总之，群体意识下或群体无意识下，个人的独善其身，不是被孤立，就是被打压。请别告诉我媒体是改变这些的办法，在我看来，媒体如果不做坏事，客观报道，就阿弥陀佛了。
你每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骗人的医疗广告，你是愿意相信呢？还是不愿意相信？如果我不相信这些，你又如何说服我去相信媒体的新闻？如果媒体肯收不良广告商的钱打虚假广告，又有什么理由不收某些人的钱去颠倒黑白呢？
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记者被人群殴，记者为什么被殴打？你能说这是个正常的事情吗？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远比考个记者证难的多。同样道理，别以为做个好人容易，在利益和良知的斗争中，好人往往是第一批被干掉的。
几天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韩寒的日志，当时我只想说说教育的操蛋，可是回头想想，操蛋的又不光光是教育，而是一种“群体性暴力”，十年前，韩寒被标榜为一个坏孩子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十年后，在看看韩寒，又是多么的一个“有爱心”“有良心”“关心弱势群体”的青年呀。
韩寒变了吗?恐怕没怎么变，依我看，变得最快的是这个社会的认知，社会的认知总是翻脸不认人，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以经济为硬指标的中国，道德风向标转的比电风扇还快。如果你经济水平堪忧，又想尽快走出生活的泥沼，你便会知道，做个好人有多难了。
所以，我已经懒得去听什么摇滚乐了，听了三千多张唱片，除了愤怒以外，带给人的是一片空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做摇滚的那帮人是多么的可笑，和我以前一样，拿着一面“理想”的旗子，自以为可以插满山头。
可到头来，连自己能否生存都成了问题。当初想做坏孩子的人，一转眼变成了好孩子。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他妈个什么玩意儿。反叛？在这之前，有谁考虑过如何避免被强奸吗？如果谁有这个办法，我就跟着他搞反叛文化，否则，我就呆在床上看世界名著，明年我要看一百本，后年再看一百本，二就二吧，装逼就装逼吧，又有谁真的在乎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