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文缛节是个不断恶化的疾病：但我们似乎容允了它无尽的扩散，就仿佛它像天气一样，是个自然现象。为何如此？
繁文缛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规避风险和避免受责的结果：人们越来越无法忍受任何错误、伤害、过失或反常。从游乐场到建筑工地再到工厂，不论是在哪里我们都害怕出现事故，我们越来越神经脆弱、畏首畏尾。官僚们总是往最坏的情形设想。
诉讼体制使这些恐惧感加剧。与公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或企业要承担更高的责任保险费及索赔。这破坏了信任，也意味着更多附加条款，更多许可环节，更多墨守成规。
行政官员从科技中获得了力量。大数据使得官员能够收集更多信息，而且借助于闭路电视、电子通讯和上网记录、信用卡使用记录等等，官员可以对公民施加更加严密的监控。由于福利国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履行过去由家庭或地方社区完成的任务，且组织机构不能以朋友间那种灵活随意的方式运转，因而就必须有规则与监督。政治上正确——它既严肃又琐碎——也是施行监管的一大驱动力。尽管有地方主义一说，但在大多组织中，权力普遍趋于向中心集中。公司的规模比以往扩大，行业整合程度也更高，结果就是管理的层级变多，程序增加，组织更僵化。
规章、表格与检查员或许都会让生活更安全快乐。但不知何故我对此表示怀疑。更多情况下他们会制造烦闷，浪费资源，不干正事，让程序凌驾于问题实质之上，在心态上只知道在表格上打对钩而不求自立。很多时候，轻重缓急意识完全丧失，冒险精神窒息而死，因为总有人禁止新想法的出现。自动化意味着有些工作消失了，但许多工作是被合规部等部门取代了。因此，忙于扩大职权的官员大军造成了事务进展效率的损失。
英国新建的房屋数只有需求的一半。这使数百万人不能拥有房产。过时的规划体系和泛滥的邻避主义阻碍且延迟了房屋建设，大大增加了房产成本。
房屋建造公司雷德罗(Redrow)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摩根(Steve Morgan)去年说过，雷德罗公司几年前在英国西北部的一块地皮上建造了几百套房屋，当时需要满足9项条件就能获得规划许可。最近有人建议申请附近一块地皮，但这次却需要满足103项条件。一些大项目居然能顺利开展，我感到惊讶，因为许多大项目只是因为发起者不像超人那样有毅力就夭折了。
我在癌症研究院(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的经历证明，药物从发现到用于患者的时间跨度太长。通常一个研发周期可以是15年或更久，试验成本需要上亿美元。这样的延迟和花销不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多疑造成的，而引起后者的，只是反应停(Thalidomide)这类罕见的历史悲剧。
近年来，英国政府试图发起“挑战繁文缛节”(Red Tape Challenge)计划，通过废除“过时、繁琐或过于复杂的”规定来应对繁文缛节的滋生。该措施已在就业法等领域取得了成功。但放松管制却极其困难。许多规则的出发点是好的，且看似无害。与此同时既得利益者严守自己的清闲差事。印度《今日官僚》(Bureaucracy Today)杂志的读者群掌控着印度70%的国内生产总值。我认为它是我见过的最压抑的出版物之一。我祝愿印度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印度官僚文化（英国对此负有部分责任）的改革上能有好运。
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应该促进创新，奖励冒险者。繁文缛节会扼杀创新和冒险。在繁荣昌盛的和平时期，敌人来自内部，就如小说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写道的一样：“官僚主义，即无人统治，已经成了现代版的专制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