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汪曾祺？一个多么突兀、怪异的问题。翻开汪曾祺的传记，我们就可以知道：汪曾祺，1920年元宵节生于江苏高邮，1997年5月16日卒于北京，作家，戏曲家，诗、书、画、美食无不痴迷、无不精通的“最后一个士大夫”。可是，这些光秃秃的概念真能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来？历经战争、“反右”、“文革”、“拨乱反正”等太多历史沧桑的汪曾祺的生命世界该是怎样丰富到痛苦、敏感到麻木、豁达到计较啊，怎能如此粗线条勾描？我们甚至可以追问：真的存在一个确凿的、凝定的汪曾祺？即便真的存在，我们一定能够靠近他、把攥他并进而描述他、传说他？
自从肉身汪曾祺谢世，谁都不能拍拍胸脯说，我懂汪曾祺，我所说的汪曾祺才是真实的、唯一的。我想，曾经可能唯一地存在过的汪曾祺早已幻化为太多的分身，以不同的名目浮现于我们的想象中。这些分身，可作如下罗列。
首先是作为隐含作者的汪曾祺。到哪里去了解、认识汪曾祺？最好的去处当然是他那些美妙的小说。叙事学理论告诉我们，叙事语流背后站着一位超强的叙事人，叙事人主宰着叙事的进程以及进程中诸多微妙、隐秘的关节，他才是故事真正的上帝。粗心的读者每每把叙事人与作者混为一谈，殊不知刁钻尖刻的不一定就是钱钟书本人，王朔也未必油腔滑调，一点正经都没有，而余华更不是一个热衷于到处播散屁股的秘密，那么色情、那么粗俗的家伙。作者与叙事人原来相隔迢遥，阻隔着的就是由叙事呈现并由读者揣想、拼接出来的隐含作者。作者是不可知的，他独立于叙事语流之外，作者又是不甘寂寞的，他一定要以隐含作者的形象盘踞在叙事之中，但我们又无法从隐含作者逆向地建构出作者来，就像是“道成肉身”，“道”却始终恍兮惚兮，不可窥测。如此说来，我们从《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温暖、安静的小说勾画出来的既讲求世道人心又淡泊疏朗，既知道世上还是苦人多又顿觉眼前生意满满，并执拗地给人间送去小温的汪曾祺形象，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分身——作为隐含作者的汪曾祺。作为隐含作者的汪曾祺当然是变幻多端的，他可以是二十啷当岁时一意现代的革新派，也可以是晚年时如一个又一个蓝色闪电的颓废派，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逆推出汪曾祺亦是多变的——人，总还是那个人，还能变到哪里去？
其次是作为自画像的汪曾祺。汪曾祺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汪曾祺散文的一大主题便是自述。自述是五花八门的，有自身遭际的追忆，有对于亲朋好友的怀想，更有生活态度、生命感受的不厌其烦的总结和宣示。这些自述向我们推出一位“四时佳兴与人同”的仁者，一位随遇而安，不安，又能怎样的隐忍者，一位“跑警报”也能“跑”出乐趣的苦中作乐者，更推出一位没大没小的父亲和一位没上没下的儿子，因为“多年父子成兄弟”嘛。汪曾祺的“夫子自道”该是最可靠的了吧？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暗示，我们才会频频引述这些材料，来与他的小说相互印证、彼此发明。但是，自述只是汪曾祺本着某种理念、趣味、心态作出的自我塑造而已，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他喜欢哪种境界，渴慕什么样的风格，却不可轻率地把他与自述划上等号。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需要他者，需要镜像，自画像从来是靠不住的，它是作者运用种种催眠术，让我们既稀里糊涂又心服口服地接受的关于作者的“伪像”。
再次便是印象记里的汪曾祺。“道不孤，必有邻”，汪曾祺的“蔼然仁者”之风吹沐而过，他的生前身后便有许多亲炙过此风的人们写下数量可观的印象记，来追慕，来景仰，来缅怀。我想，汪曾祺的传记，比如陆建华的《汪曾祺传》、《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也是印象记之一种。在林林总总的印象记里，汪曾祺是才子，在愈益专业化、科层化的时代，除了他，谁还配得上才子的雅号？是宽厚的长者，“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多少后辈作家受过他的提携啊。是好色而不淫的老头，好色就是跃动着一颗爱美、向善的心。是快乐的老饕，美食亦是他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现世相交通的纽带，他当然要紧紧系住。是思乡病者，世间何物似情浓，多情最是故乡人。自画像是“伪像”，印象记总该信得过了吧？印象记最起码没有了“身在此山中”的嫌疑。其实，印象记里的汪曾祺依旧问题重重。比如，印象记的写作者只能写出自己与汪曾祺交往的一鳞半爪，比起自画像来，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且，要将这些一鳞半爪点染成文，他们势必会乞灵于既有的汪曾祺形象，或者说想象，此种形象/想象从何而来？当然来自于作为隐含作者的汪曾祺和作为自画像的汪曾祺。这样看来，印象记里的汪曾祺也不会新鲜，仍是一种“伪像”，甚至是陈腐的“伪像”。
需要说明的是，说这些汪曾祺形象是“伪像”，并不是说它们是杜撰的、虚假的。“伪”不是“假”，而是说这些像都是真身的影子——相对于真身，影子当然是“伪”的。不过，诸多影子不就可能叠合出一个真身来？真身原本不就栖居于无数分身之中？
这一次，陆建华编辑并解读的《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解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又推出汪曾祺的另一具分身，又一种“伪像”——私信中的汪曾祺。这一重“伪像”叠合进已有的那么多“伪像”，真身也就隐隐若现了吧，更何况此一“伪像”因为两点缘由，早已无限地逼近真相。首先，私信中的汪曾祺不同于作为自画像的汪曾祺，自画像是一种精精细细的自我塑造，一次自己对于自己的深情询唤，甚至就是一副自己为自己套上的面具，面具如此切己、熨帖，以至于面具就成了自己，取消了自己，而私信由具体的事务、因缘而起，不同的因缘从不同的方面刺激、开启出写信人的“我”来，这个“我”又因为私信理所当然的封闭性而展露得格外分明和恣肆。其次，从1981年7月17日第一封信，到1997年3月8日汪曾祺去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封信，这三十八封信相对完整地记录了汪曾祺复出后十多年的生命世界的事务性一面，此一记录因其完整性而赢获了编年史般的细致和缜密，更因其事务性而涨破了汪曾祺创作的抒情性，从而成就为一种别开生面、绝无仅有的“伪像”。这一“伪像”特点多多，趣味也多多，这里仅列举一二。
其一，人们都说汪曾祺是宠辱不惊、笑看云卷云舒的“活庄子”，私信却把他打入凡间，现出他的日常性的一面。比如，汪曾祺刚开始写信给陆建华时，都敬而远之地称他为“建华同志”，只有站在由“同志”撑开的安全距离之外，这位受过太多“历练”如今仍是乍暖还凉的老人才能与陌生人一谈。直到第六封信，汪曾祺基本认同了陆建华之后，他才改用“建华”这一称呼，并在第七封信里彻底放弃了防备，落款为“曾祺”。“人心惟危”，汪曾祺也懂步步设防。再如，汪曾祺曾穷困得要自杀，也曾风光得“奉旨填词”，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不过，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一遇到顺境竟还是会“得意忘形”起来。第八封信，他说：“《大淖记事》今年可能会得奖，顺告。”陆建华却“推背图”般认为，“信上写的是‘顺告’，在我眼中却‘特告’”，并言之凿凿地认定，这些文字“反映出他当时是一种少有的春风得意、十分快乐的心情！”第十一封信，他又抱怨实在太忙，不遑宁处，“大概人出了一点名，都有这点苦处”。陆建华解析道：“就这么一句诉苦话，使我既仿佛看到汪曾祺无可奈何地苦笑，又明显地感觉到他抑制不住的内心欢乐之情。”追名逐利大概是人之本性，汪曾祺哪能例外。
其二，人们都说汪曾祺总是慈眉善目的，徇徇如老夫子，私信却揭出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而且“怒目”竟是瞪向他梦绕魂牵的故乡的。早在第十六封信，陆建华刚调到南京之时，汪曾祺便批评高邮人“眼皮子浅，不能容人”。到了第二十三封信，他直接把矛头指向高邮的“上大人”：“高邮要求我做的事，我是无不应命……但是他们对我一直是‘实则虚之’。”陆建华更在解读第二十五封信时和盘托出“曾祺老矣，希望能有一枝之栖”的悲哀，不，是悲凉——皮凤三尚能楦房子，汪曾祺却只能无助亦无用地向“上大人”们乞怜。悲凉的背后，当然是怒火在燃烧。“人道其里，抒情其华”的汪曾祺，原来也有一腔无处发泄的怒火，你想得到吗？
不用过多举例，我们已能看出，私信中的汪曾祺给既有的汪曾祺“伪像”祛了魅，“佛爷”可能真是“捧”出来的，谁不是肉体凡胎？对于汪曾祺研究用力最深、用情亦专的陆建华，竟会主动地把汪曾祺请下神坛，这是一种不为尊者讳的求真态度，更是一种自反的努力。要知道，神化就是僵化，汪曾祺研究正是在、也只有在这种求真和自反中才能葆有无穷的活力。有了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形象更立体、更丰满了，那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也被落到了实处——没有对于世间污秽的洞观，哪能升腾起那么炽热的爱的渴求？没有满腹牢骚，哪能自觉地去除一丁点的火气和感伤？谢谢，陆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