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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

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

吕文浩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西南联大社会生活史的一项专题研究,集中探讨1938-1943年,尤其是1940-1941年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日军空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轰炸和平时更为经常的跑警报上。本文一方面叙述和评估直接轰炸带来的物质损毁、人员伤亡和生活不便,另一方面展开论述跑警报带来的特殊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人们的心态。作者高度评价联大师生面对空袭威胁坚持学术教育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指出不要神化联大师生。

   关键词: 西南联大  空袭  直接轰炸  跑警报

  

引言

  

   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不少。这些研究大多着意于联大史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教育思想,以及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治学风格等方面。对于联大师生所创造的战时教育奇迹人们往往称羡不已。但是,在这期间,联大师生经历了多少物质困苦和精神不安,他们的感受如何,诸如此类的史实在严肃的学术作品里往往语焉不详,被一笔带过。人们要了解联大师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不得不求诸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文章的主题不同,加之年深日久,记忆误差,可堪略窥概貌,未足视为信史。亟需对联大的社会生活史做出严肃的、系统的、学术性的整理。本文即是这种尝试之一。

  

   日军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为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疏,以至于消歇。在1940-1941年间,空袭确为影响西南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以往的西南联大史研究尚未将此题加以专题性的研究,有关的论著和回忆文章对此大多谈得比较笼统,缺乏细致、准确的论述。[1]本文力图重建空袭频繁时期西南联大围绕空袭而展开的社会生活详细的画面,评估空袭在对联大造成种种物质损失、人员伤亡的同时,对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联大师生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克服困难,维持联大的弦歌不辍和较高的教育品质的。除了关注西南联大这个社会组织的品质以外,本文还试图呈现日军空袭威胁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生存政治的复杂内容,从而打破把联大各色人等视为一个整体,全都在面临生命威胁时从容不迫的迷思(myth)。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尝试着拓宽史学研究的问题领域,引起人们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

  

   在切入正题之前,先对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的防空状况略作交代。空袭是抗战时期后方城市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昆明的空防力量十分薄弱,名义上组编了高射炮团,实则仅有高射机枪两营。因武器口径小,有效射程短,武器数量不多而防护面积大,火力分散,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敌机在低空飞行以外,难以对高空投弹的敌机形成有效打击。在1941年12月18日飞虎队来昆明担任云南境内的对空作战任务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

  

   昆明和联大在防空设施上比不上重庆,没有天然的优良防空洞,建造的防空洞也极为有限。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有一个小型防空洞,同时又说“西南联大也没有什么防空设施”。[2] 在昆明,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成为战时的流行语。朱自清写道:“警报比轰炸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炸大。与其说怕轰炸,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炸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干等着。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3]倘若要了解空袭在联大社会生活里的影响,跑警报要比直接遭受轰炸更为重要。因为跑警报持续时间更久,波及面更广,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更大。以下依次论述轰炸和跑警报对联大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

一、日军轰炸对西南联大的影响

  

   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者共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对象为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大,俯冲投弹,联大损失部分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震坏。该院的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房屋,仅稍震坏。此外,联大全体教职工、眷属和学生均未受到伤亡,翌日即上课。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前后也遭到两枚落弹,幸而房屋建筑尚且坚固,仅仅玻璃窗、屋顶遭到相当损坏。办事处后院荒园内筑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用来存储重要卷宗,落在屋后的炸弹紧逼洞口,将防空洞全部震塌。经发掘后,发现物件损失不大,卷宗完好。最为不幸的是,躲避到防空洞里的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较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严重得多。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当时正值暑假,抗战时期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们无家可归,成年四季都呆在联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现存的教室多改作宿舍暂用。一位学生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4]

  

   1940年6月法越当局向日本屈服,日军进占越南,云南局势顿形紧张。联大曾有迁校之议。因学校规模大、人数多,迁移起来十分困难,便先在四川南部的叙永设立分校,194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在那里上课。后来局势缓和,校方决定1940年下半学年叙永分校撤消,全部学生在昆明上课。被炸当天,联大校方给叙永分校发电报,“急,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昆市连日被炸,本日本校新旧校舍被炸房约200间,分校员生来昆无法容纳,请转知暂缓启行”。[5]

  

   当时,梅贻琦常委不在昆明,正在重庆接洽校务。8月23日他才回到昆明。8月27日下午召开联大常委会,他看到新校舍被炸后没有计议修复事宜,有人在会上提议延期开学,“心中大不为然”。[6]决议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具体的议决事项有三条:“(一)本大学各部分此次被炸毁之校舍,无论租用或原属本校者,倘不需购置大宗材料,或有现成材料,经加工修葺后即可应用者,应即尽速修理。〈通知〉(二)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或市区附近觅定房舍备作校舍之用。〈通知〉(三)本大学倘能于最短期中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觅定校舍,足敷应用,本学年本校各院系应仍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上课。〈通知〉”[7]梅贻琦显然在决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而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9月29日、30日两日二、三、四年级注册,远在叙永的一年级同学也早已首途,到9月30日前已到了十之八九。10月6日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常委作了一个简短精警的报告,他说,8月14日本校遭到轰炸,校舍损毁甚巨,同学间各自推测,以为决不能如期开学,最早当在12月初,留昆同学自己懈怠之不足,复致函返籍同学告以此种聪明之推测,阻其准期返校,此种心理实在最要不得。[8]据1946年初《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指梅贻琦——引者)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9]文章中提到的“某一暑假”,揆诸史实,应指1941年暑假无疑。由此段所叙述的史实,我们不难间接地判断出8月14日轰炸造成的损毁是何等的严重,联大校方为赶修校舍做了多么大的努力。

  

   在此还需要补充叙述一下轰炸对联大师生人身伤亡和物质损毁的情况,以及校方的若干应对措施。

  

   在轰炸中,昆明市民不时有数十、数百人伤亡,在《吴宓日记》和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的《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里屡有记述。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含眷属由空袭直接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估计大约是死10人左右,伤10人左右。《浪迹十年》引述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字,自1938年至1941年,昆明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数为1044人,伤者数为1414人。比较一下,联大的伤亡数应该是比较小的。推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以下两点:一是联大校舍位于城郊,疏散远较市区方便,二是联大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较短时间内疏散五六里地至七八里地不感到困难。

  

   常委会第166次会议(1941年1月8日)议决:本校教职员因空袭受伤,所须治疗费用,由学校设法补助,学生因空袭受伤,应由学生空袭救济金中拨付。常委会第167次会议(1941年1月15日)梅贻琦主席报告:本校同人因前数次空袭所受到损失的情形,并已成立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聘郑天挺、潘光旦、冯友兰、吴有训、黄钰生诸先生为委员。常委会第177次会议(1941年5月21日)上,议决事项里有总务处函请在以前拟订的职教员空袭损害救济费标准之外,请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再就直接炸毁和因震受损议定标准。在常委会179次会议(1941年6月4日)上,议决:此后本大学同人因空袭遭受损害时,其因私物被毁向本校请求救济者,应以居处直接中弹或临近中弹而居处倒塌或燃烧,致个人财物遭受损失者为限。[10]

  

   由于资料不完整所限,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出联大师生遭受轰炸得到救济的详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空袭对教职员的居住环境带来了不少麻烦,使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11]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12]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13]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引者)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14]

  

   轰炸除了直接的物质损毁和人员伤亡以外,也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首先,敌机轰炸增加了物价的上涨速度,进一步恶化了联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昆明的物价本来是很低的,抗战军兴,成千上万的沿海省份的难民涌入昆明,这些人带来的国币在和滇币兑换方面占有优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消费,昆明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从而对涌来的难民相当头痛。每当战局逆转昆明必然同时受到灾殃,对人民日常生活受到的最大影响是物价不断上涨。北大校长、联大常委蒋梦麟写道:

  

   “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昆明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15]

  

   据联大经济系杨西孟教授的统计,自1938年下半年以来昆明薪津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生活费指数的增长,致使薪津实值急剧降低。物价上涨之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因为物价上升速度与空袭频率并不完全成正比例变化,但是空袭显然在物价上涨中充当了一个因素。

  

   其次,许多教授为避空袭,举家疏散乡下,物质生活更加清苦,每次进城出城往返费时。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文中谈到1939年为了避免空袭的危险,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无可奈何之中,勉强找了一个点菜油灯的理由,说是电灯比不上菜油灯有诗意,聊以自慰。还说电灯像一切的物质文明,在增进人类幸福的同时,也添加了社会的罪恶,它能使人奢,能使人淫。这点自我欺骗的理由自己也是很清楚的——“无非因为我享受不着电灯。葡萄并不酸,但是,吃不着的葡萄就被认为酸了”。[16]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每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17]

  

   疏散到乡下使教授们到校极不方便,费时费力。据冯友兰回忆,当时疏散在乡下有两个中心,东郊是龙泉镇(距城大约十七八里地),西郊是大普吉,这两个地方住的联大教授很多,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中心。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四十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18]吴大猷疏散在昆明北门外5公里外的岗头村,他说:“从岗头村步行到学校,要一小时,我住在岗头村早上五点多钟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学校。有时刚刚到走到学校,便逢着警报,立刻又要赶回岗头村。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廿里,不几天便要打掌。”[19]

  

   疏散还会有特殊的麻烦。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毁坏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的住所,14日他便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李保长家租住,一住就是5年。他租住了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它们的猪圈,楼板的材料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法拼得太紧密,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可以上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壁还没有起,只用草席挡着风。他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交涉了半天,只是把板壁这一件事作到半件,至于猪圈,则没有任何进展。房东说猪的收入比全部租金大好几倍,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点救济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费孝通更大的麻烦是住了不久以后,房东出乎意料的给了他一个警告:他的孩子决不能在这里出世。房东决不是有意为难他,仅仅是为了遵照当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的血光一冲,则殃及这家人的子子孙孙。费孝通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政府虽有明令,郊外房东不得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保护孕妇,但是乡下人碍于风俗不准在他家生育也有他们的道理。费孝通转而求助于卫生院,不巧的是卫生院设在该县的圣地文庙,在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人民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此事真是急得费孝通团团转,最后不得已找到县城的一位广东太太,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白天黑得看不清楚钞票数字的房间,孩子总算可在屋内出世了。[20]

  

   1941年底以后,空袭渐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不少疏散在乡下的教授陆续搬回城里,但此时昆明物价上涨,房租上涨,也有一些教授还留在乡下居住。

二、联大师生的跑警报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警报有三种。一是预行警报,表示敌机刚刚起飞,表示方式为在五华山上悬挂三个很大的红色气球(一说为在市区醒目的地方挂一个大红灯笼,解除预行警报时挂两个大红灯笼[20]);二是警报,表示敌机飞入云南省境内,表示方式为拉一短一长的汽笛,呜—呜——呜—呜——;三是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已经飞入昆明境内,表示方式为拉连续短促的汽笛,呜—呜—呜。警报在那个年头是人们很熟悉的生活常识。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联大的师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才动身。1941年1月9日,梅贻琦日记上记述道:“上午9点有预行警报,到办事处后,见办事员有先自离去者,严予告诫”。[21]原因是联大的校舍位于市区的西北和东南,东南部是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其余校舍均在西北部。这两处校舍都在城郊,跑警报比较方便。由于预行警报不跑,何兆武先生说他根本不记得预行警报是以什么方式来表示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关心预行警报。[22]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西北校区的师生一般是到城北或城西的小土山上去躲避。但人也有习惯性 ,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1939年入学的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回忆道:“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23]警报时间经常是很长的,不总是那么新鲜有趣,也很“腻味”。易社强教授写道:“起初,学生们对空袭泰然处之,他们喜欢坐在阳光下,与朋友们闲聊,打桥牌,或是读书。后来随着警报越来越频繁,时间越来越长,漫长的下午呆在乡村就是一件怪腻的事儿了。在那儿呆在户外就意味着吃不上午饭,而学生们几乎都没有钱向当地的农民买东西吃”。[24] 何兆武先生说,那时学生大多很穷困,很少人有手表,他们便在地上画一个日晷大致推测时间。[25]

  

   前面说,跑警报时最常见的消磨时间办法是闲聊、打桥牌或是读书。这几种人都会有的。特别勤奋的人会觉得跑警报太浪费时间,往往夹一本书看,吴宓在日记中提到他在避警报的过程中,在野外读的书有《维摩诘经》、《涅槃经》、《佛教史》等。不过跑警报最方便最自然的方式还是闲聊,吴宓跑了几年警报,大都是以闲聊消磨时光,读书的记载很稀少,所提到的书也仅限于前面提到的那3种佛教书籍。跑警报时间长了,个人都有比较固定的地点,所遇往往是熟人,跑警报也就成了大家聚谈的好机会。费孝通写道:“而且,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有时我还带本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究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了”。[26]

  

   跑警报时,大都要把一点值钱或自己珍重的的东西带在身边,是所谓“警报袋”或“疏散袋”。据汪曾祺记述: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27] 金岳霖先生抗战时写完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有一次空袭警报时,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就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回去,把书稿忘在那里,等到记起来时再回去找,已经找不见了。后来,他只好把几十万字的书又重写了一遍。《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不慎丢失,他当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28]

  

   跑警报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根据空袭的紧张与松弛程度,联大多次调整上课及办公时间,大致是上午7-10时、下午3-6时上课办公,力争减少空袭带来的损失,其效果是良好的,因为昆明的警报一般是上午10点钟左右来,午后解除。早晨7-8点钟或晚上来警报的次数很少。

  

要说跑警报对师生的学习研究工作负面影响不大,是不大符合实际的。据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以联大学生而论,若每人每学期选读40学分,每周上课20次,每次40分钟,跑警报所费时间,约等于两三周的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29]倘若我们再把此前此后(即1940年5月12日之前和1941年12月24日之后)跑警报花费的时间也算进去的话,估计跑警报所费时间,应约相当于两学期多一点。冯友兰在《联大被炸以后》一文里说,跑警报占用时间较多,是学生读书空气淡薄的原因之一。[30] 1939年入学的联大经济系学生叶方恬写于1945年的文章说:“上课的时间是缩短了,

重要的图书和仪器疏散了。极度疲乏的时候念书效率的锐减也是意料中的事情”。[31]陈达的《浪迹十年》里有一条“社会学系学生读书报告”(写于1943年1月7日)说抗战以来,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愈见降低,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学程度受战争影响渐行降低,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因书籍缺乏,空袭频仍而课程欠严。[32]

三、跑警报:心态、心理效用及其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联大师生面对空袭警报,作何反应?综合各种资料,可以看出大体上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所谓因时而异,指的是初期和中后期之别。初期因对敌机轰炸规律尚不清楚,跑警报也没有经验,心理没有把握,自然容易慌乱,别人紧张自己也跟着紧张,此时笼罩群体的气氛是惊慌和逃命要紧。甚至谣言的流播也容易调动起大家的情绪,引起大家的行动。钱穆在《师友杂忆》里曾生动地记述了联大7位教授初期遇到空袭谣言时的反应。当时是在蒙自,联大大部分师生已迁回昆明,钱穆、汤用彤、吴宓、沈有鼎等7人租住城外的法国医院,准备在几个月后昆明开学后返校。此时,传言将有空袭,引起了7位教授如下的反应:

  

   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检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随带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热水瓶中装茶解渴,下午四时后始归。医院地甚大,旷无人居,余等七人各分占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指吴宓)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33]

  

   其它关于初期遇到警报或传言时人们惊慌的记载,亦复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后来,人们对敌机出没的大致规律和破坏严重性的可能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跑警报也更有经验了,此时便不像初期那么惊慌失措了。情绪反应的趋于平易,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疲”的成分。适应性提高了,反应的敏感度也就随之降低了。

  

   所谓因人而异,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里曾写过一段很有趣的话:“生活历史不同的人也不容易对于一个象征有相同的反应。一个曾在炸弹下逃过命的人和一个从来就没有见过敌机的人,对于警报所有的认识在程度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不但甲无法使乙同感他恐惧惊惶之感,而且警报所引起的行为反应在甲乙两人也不易相同。甲认为非走出二十里躲在山洞里不能安心,而乙却可以据床高卧,满不在乎。这两人就不能合作一同跑警报”。[34]有人可以心理十分紧张,“逃警报” ;有人满不在乎,连跑都不跑的;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跑的,不过不那么狼狈罢了。

  

   联大同学有不跑警报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何兆武先生说,他知道有一位姓杨的同学就不跑警报,有一次他正在喝茶,炸弹落在附近,震翻了茶杯,他不但没有害怕,还捡了一个弹片作为纪念。[35]汪曾祺说他知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36]

  

   “逃警报”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据何兆武先生讲,联大历史系一位政治上很激进的教授跑起警报来十分仓皇,十分狼狈,在小山坡上连滚带爬的。这一幕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面临生命遭受危险时能否从容应对,与这个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关系。也许与人的本能有关。他还记得有一次紧急警报来时,一位同学仓皇之间,竟然钻到他的腿下,也许性急之下,本能地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37]

  

   “跑警报”而能从容应对的,梅贻琦可以说具有典型性。何兆武先生回忆,梅贻琦平时总是拄一把伞,安步当车,遇到跑警报时,他不是跟着人们拥挤在一起跑,而是疏导人群,很有绅士风度。[38]这个记忆大概是准确的,梅贻琦194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说当天敌机轰炸西仓坡一带,“寓中门窗及室中零物又有损毁,但不如上次之甚。幸已于前日移住乡间,否则虽自己无所畏惧,将使照看之人勉强留守,而又遭此一番震动,太觉抱歉矣”。[39]

  

   联大师生是善于苦中作乐的,即使是当时心里十分惊慌,他们也总是找另一种方式来寻求解脱,减低生活的苦涩艰难。费孝通在1946年的文章中说跑警报“即便不说是一种享受,也决不能说是受罪”。[40]昆明不像重庆有优良的防空洞,警报来了,大家跑到郊外,轰炸时钻进深不及三四尺的壕沟,大部分时间享受野外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的确“有自身不太讨厌的引力”。[41]比起重庆来又是另一番情景,重庆作为陪都,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警报远较昆明频繁,一大群人呆在又热又闷又潮,点着灯的山洞里,一点舒服也谈不上的。昆明警报虽多,真正轰炸的次数并不多。正是在这样的景况之下,人们不但不惊惶,不恐怖,甚至还展开想象力遐想一番,造出一些“传说”来。费孝通写道:

  

   昆明这种跑警报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效用的。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感觉到了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传说,敌人来轰炸昆明是练习性质,航空员到昆明来飞了一圈跑回去就可以拿文凭,是毕业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谁也不认真;又说,东京广播里曾提到为什么不扫射暴露在山头上群众的原因。“你们这些在郊外野餐的青年男女们连一点隐蔽也没有,破坏你们的豪兴,似乎太不幽默”。这些传说显然是昆明人自己编出来的,但也够说明跑警报时的空气了。[42]

  

   在跑警报特殊的气氛下,促成了不少男女恋爱的机缘。费孝通说:“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特别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43]汪曾祺写道: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 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漫[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44]

  

   年轻人在跑警报时的浪漫情怀,甚至连40多岁的吴宓教授看了也“怦然心动”,他在1940年10月30日的日记里记述道:“按逃避空袭出郊野终日,实为少年男女缔造爱情绝佳之机会。其事且极自然。宓二十六日偕琼同避止之后,对琼未免‘旧病复发’,略有系恋。琼对宓似亦颇有倾向之意……”[45]不太浪漫的是,吴宓对张尔琼一片深情,对方却不喜欢吴宓这种类型的人,尽管跑警报给吴宓创造了机缘,恋爱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吴宓来说,却是增加了一次情感的创伤。

  

   跑警报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起的作用主要是心理安慰。日本轰炸后方企图达到摧毁后方人们意志的目的,事实上,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后方人民同仇敌忾的士气激发出来了,把原来各自为谋涣散的民心拉紧了。社会学上的冲突论认为,冲突有助于敌对双方内部的团结,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朱自清在谈到敌机轰炸和跑警报在造成中国人的凝聚力增强时说:

  

   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那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从前军阀混战,只是他们打他们的。那时候在前方或在巷战中,自然也怕,也恨,可是天上总还干干净净的,掉不了炸弹机关枪子儿。在后方或别的省区,更可以做没事人儿。这一回抗战,咱们头顶上来了敌机;它们那儿都来得,那儿都扫射得,轰炸得——不论前方后方,咱们的地方是一大片儿。绝对安全的角落儿,没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警报响了,谁都跑,谁都找一个角落儿躲着。谁都一样儿怕,一样儿恨;敌人是咱们大家的,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谁都觉得这一回抗战是为了咱们自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46]

  

   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的心拉在一起,一己的得失计较消融在对群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关怀上,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亲密了。在跑警报过程中阻隔着老师和学生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被拆除了,老师不再是隔着一大段距离的那个“为人师表”的形象了,老师和学生一样地都面临着生命威胁,一样地在都在寻找生存之道。陈岱孙晚年谈到当时的师生的关系时说:“老师与学生亲密一致。这与抗战有关。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也是好学风”。[47]师生一起跑警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跑警报引起了人们特殊的心理感触,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情感范围,还有其促进思想、意志成熟的“潜功能”(这个概念借自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指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或文化事项,在行动者主观意欲达到的目标之外,具有他未曾自觉而潜在地达到了的若干后果)。

  

   潘光旦和吴宓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潘光旦先生对教育思想有特出的见解,在代梅贻琦起草的《大学一解》里,他谈到当前大学教育的问题时,认为大学生生活中最感缺乏的是个人的修养。由于青年课程太多,闲暇太少,没有时间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欣赏、体会自然万物,没有充分的自修时间来咀嚼融化知识;由于缺乏自我独立思考的空间,事事附从社会化、集体化的要求,不能充分制裁一己的情绪,磨砺一己的意志,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而当前的跑警报(即引文中的“疏散”)竟不期然而然地具有加强青年自我修养的功效:

  

抗战军兴,大学所在地之都市时遭敌人之空袭,于是全校师生不得不作临时远足之计,或走森林,或隐空涧,或趋岩穴,或登丘垄,谓之‘疏散’。窃尝思之,疏散之发,自修养之立场言之,乃竟有若干不期然而然之收获。疏散之时间,少则数小时,多则大半日,是学子之时间解放也,疏散亦为距离之重新支配与空间解放,更不待论;而疏散之际,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生活之窠臼,

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然一旦抗战结束,空袭无虞,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为青年之身心修养计,亦将有一积极与自觉之疏散办法否乎?是则我所亟欲知者。[48]

  

   潘光旦说空袭疏散引起人们跳出日常琐事,思虑跃升玄远之境的观点并非他一人的经验。吴宓由于感情生活丰富而坎坷,多悲苦之心,而轻视死生,在警报往往能够“意殊坦适”。[49]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50]在吴宓和潘光旦那里,上述感受是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的,对于更大多数的联大师生来说,很可能属于“潜功能”的涵盖范围。因为某一项功能一旦广为人知,人人明确感觉得到,就不属于“潜功能”了。

  

   人们从实际的生活情境里历练得来的情感和认识是最为真切、最为有效的,这种学习远胜于师长在讲堂上由形式的训诲所灌输的教条。我们不妨把日军空袭带来的一切生活的变化看作一个天然的巨大的讲堂,联大师生在此共同学习到的情感和认识是相当丰富的,诸如民族意识的强化、个人意志的磨砺、师生感情的融洽等等。我们虽然很难对此做出准确的经验性确证,但以当时的生活事实来推断,当去真相不远。

  

   总之,跑警报确是1940-1941年间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跑警报在打乱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的同时,的的确确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引起了人们的心态以及社会关系的若干变化。当然,变化也是因人而异的,作者无意于从若干案例来引出全称判断,以为人人皆是如此。但是,既然大家都生活同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是免不了的,真实情况可能只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有学者在读了本文的二稿后,认为作者选取的史料多出自文人学者的记述,有将跑警报浪漫化的嫌疑。史学研究只能根据材料说话,不幸的是,记述多出自文人学者之手,确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真实的可能。这诚然是无可奈何之事。希望本文对于当时客观社会历史环境和形势的叙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案例的有效范围提供若干限制。换一个角度提问,联大师生为何要把跑警报浪漫化呢?是不是毫无根据地凭空想象呢?我们尝试着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理解他们的心境。依据社会学的“相对剥夺理论”,相对幸运感是随着别人的客观损失逐渐增大而递增的,也就是说,当几个人受害程度相等时,每个人的痛苦和损失似乎都很严重,而当许多人受害程度大大不等时,只要与受害更为严重的人相比,再大的损失也感到小得多了,能否相互比较取决于损失大小的可见度。心理感受并不是与客观形势的危急程度完全对等的。与直接可见的昆明城内一般老百姓遭受的严重损失相比[51],与可以很容易获知的重庆等地的更严重的损失相比,联大师生的相对剥夺感是比较小的。在此基础上,把跑警报浪漫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结论

  

   在结论部分,我们要把上文展开的详细的图景收拢一下,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透过日军空袭威胁这扇窗户,来具体地感受这所不寻常的大学的品质;二是呈现日军空袭威胁下各色人等表现出来的复杂的生存政治图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把联大各种不同人物整齐划一,而且过于拔高的神话。

  

   日军空袭对联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轰炸造成的物质损毁和人员伤亡,二是频繁的空袭警报导致师生向郊外疏散,即所谓跑警报。联大校方在应付这两方面的问题时尽职尽力,最大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的程度,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身上,我们最能体会出办学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办学,梅贻琦面临许多在承平时期不必考虑的动荡时局和物质困难,本文所谈到的敌机空袭仅其一端而已。蒋梦麟常委曾说,“此人有骆驼之精神”[52],可谓知人之论。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梅贻琦才不畏事繁,踏踏实实,一件一件事认真去做,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我国战时教育的奇迹。联大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梅贻琦任劳任怨的踏实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些教授也在尽可能的条件采取措施来加强对学生的训练,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如陈达教授为提高学生英文程度,强迫学生选修第二年英文,在他的课上要求学生每学期至少读300页英文并做笔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冯友兰教授在1941年8月14日联大被炸以后,对当前师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反省,认为:一、一般人对于抗战的警觉、热烈似乎不及从前,往好处说,是镇静,往坏处说,是疲玩,如毕业生选择职业所取的标准是看待遇的优厚,所以宁愿去银行等金融财政机关,而愿去军事机关服务者,不如以前踊跃;二、学生的读书风气不如以前浓厚,图书馆将开门时,许多人排队占座位的现象不见了,其原因是学生“跑警报”占用时间多了,外出兼差的多了;三、教授中间原来见面时总在讨论抗战的消息和国际局势,现在讨论的多是米价的高低,油盐的贵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否果因对于生活底注意,而减少对于国家民族的热诚,以及工作的效率,这是我们所应当反省的。这次敌机轰炸予我们一种警策,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作一反省”。[53]艰危之中犹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联大教授用来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努力要达到的精神品格。

  

   在面临生存压力时,人们更多地暴露出平时潜藏起来的本性,如能从中细心体悟,必能对人性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比如说人们互动频率的增加未必都有使各人关系融洽的作用,征之于跑警报带来的人际关系变化,亦是如此。兹举一例,以申此论。吴宓和汤用彤是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多年故交。但在1938年10月13日(时在蒙自)的日记中写道:“早饭时,彤强宓易其白色帆布裤为他色裤,恐为空袭目标!且曰:‘吾为此劝告,非为足下之安全计,乃虑吾等并受其祸殃也。’宓心实轻鄙其言,顾即遵照易他色裤。宓原不与诸君长久游谈费时,至是更不与诸君同出。前闻昆明人士之惊慌,极不以为然。而颇赞同《云南日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一文。宓作《离蒙自赴昆明》诗,末二句,即言此意也。”[54]吴宓此时的日记是后来到昆明后根据当时每天的草稿写定,由此我们可以推定这段话并非一时愤激之感,而是对老友汤用彤形成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平时是很难得到的。上文曾经提到跑警报大致有三种类型:满不在乎的,仓皇逃窜的,从容应对的,我们不倾向于把这些不同的反应和其人的思想品德、政治态度机械地联系起来,我们更愿意把这些不同的反应看作是各人不同的生存状态的复杂呈现,其中并无高下之分。在这里我还想举举吴宓教授的例子。1940年10月13日联大和云大等地遭到轰炸的那一天,吴宓正在城外旅游,他看到城内“烟雾大起,火光迸烁,震响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直接的反应不是挂念悲悯众生,而是“私幸到此远避,危害不及,真成对岸观火。不得不感谢天恩也!”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寓所未遭炸中,又感慨“匪特性命得全,而且归来检点书物,丝毫无损。仅碎毁一二小物。寝处有地。能不谓天之福我独厚耶?”枕上成诗一首,记当日之事,诗中云:重谢天恩今日免,同遭横祸几人归。当夜“惟因兴奋过度,终夜不能安眠”[55]从这个例子,我想要说明的是,即使如自称对死生相当坦适的吴宓教授,遇到有生命威胁时在行动上也不能那么超然,侥幸远祸,竟然得意到如此程度,兴奋到如此程度,由此我们便可猜度当时一般人心态之概貌了。常人所谓高尚的利他主义,是建立在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基础之上的。本文对联大师生面对空袭威胁时的从容态度的叙述,希望能够借助以上的有关事实进行必要的限制和修正,以免神化联大师生。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对空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态度做出更全面准确的经验性论证,但是,以常理推断,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我们也有理由推断,这个时期的人生经验对联大师生以后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因为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得来的认识比由形式的训诲得来的认识深切得多。

  

   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艰苦已是十足的老生常谈。究竟艰苦的程度如何,人们的生活感受究竟如何,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的影响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在心理层面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具体的经验研究的问题。本文的尝试仅仅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够藉此引起同行们关于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领域更多的经验研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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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的写作承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教授的勖勉及具体帮助,初稿写成后复蒙何兆武教授、闻黎明教授等诸多师友拨冗指正,二稿在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青年学术讨论会上又得到许多批评意见,张振鵾教授细阅了三稿,多有指正。在此向各位师友一并致谢。

  

   [1]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第一编的“校舍”、“迁校之议与叙永分校”、“三次从军热潮”三节分别叙述到了有关空袭的若干史实;易社强的《西南联大史》(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第271-276页“空袭”一节扼要地叙述空袭、警报的一般情况。这两种文献是对本题目学术性的研究,但还不是专题性的论述。其他回忆文章谈到空袭的甚多,因其探讨不是学术性的,故而大多较为笼统。

   [2] 《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3] 朱自清《论轰炸》,《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4] 光远《片段的回忆》,《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版,第67页。

   [5] 西南联大关于校舍被炸电叙永分校(1941年8月1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第271页。

   [6]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7] 常委会第187次会议记录(1941年8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191页。

   [8] 参见《联大被日机狂炸后秋季如期开学梅贻琦作精警报告》,《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第450页。

   [9] 沈石《西南联大群相》,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第507页。

   [10] 分别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164页、165页、176页、179页。

[11] 《吴宓日记》第7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251页。

   [12] 《吴宓日记》第8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页。

   [13]  同上,第79页

   [14]  同上,第86-87页

   [15]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16]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7] 同上。

   [18]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99页、第102页。

   [19] 吴大猷《抗战期中之回忆》,《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

   [20]参见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及《疏散与生育——致某杂志编者的信》,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21] 《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3页。

   [22] 2001年6月2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2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

   [24] John Israel, 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第272页.

   [25] 2001年7月27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26] 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271-272页。

   [27]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第365页。

   [28] 《知识论》作者的话,收入刘培育编、金岳霖著《哲意的沉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29]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03页。

   [30] 冯友兰《联大被炸以后》,《当代评论》第1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

   [31] 叶方恬《苦难中成长的西南联大(外三章)》,原作于1945年5月1日,收入《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1988年。

   [32] 陈达《浪迹十年》,第307页。

   [33]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8页。

   [3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35页。

   [35] 2001年6月2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36]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第366页。

   [37] 2001年6月2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38] 2001年6月2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39] 《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7-8页。

   [40] 《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272页。

   [41] 同上

   [42] 同上。

   [43] 《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272页。

   [44]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第364-365页。

   [45]《吴宓日记》第7册,第254-255页。

   [46]《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417页。

   [47] 方靳、方群《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1988年。

   [48] 《大学一解》是潘光旦代梅贻琦写的一篇教育论文,刊登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现存潘光旦的手稿,与《清华学报》刊印本文字有若干不同之处,本文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为《清华学报》本所无。引文见《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4页。

   [49] 参见1939年4月9日日记,《吴宓日记》第7册,第20页。

   [50] 《吴宓日记》第7册,第247页。

   [51]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上关于日军袭昆的多篇回忆文章的基调不是浪漫化的,而是恐惧、绝望、痛苦、愤怒情绪居主导位置,与联大师生所描述的感受有很大差异。

   [52] 《蒋梦麟报告联大筹备迁川》,《申报》1940年10月2日,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6),第449页。

   [53] 冯友兰《联大被炸以后》,《当代评论》第1卷第8期。

   [54] 《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页。

   [55] 《吴宓日记》第7册,第244-245页。

   [56]在本文完成以后,我又在《重庆文史文史资料》上看到多篇关于战时陪都重庆受日军空袭威胁的文章,其中以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第30辑,1989年)最为翔实、全面。重庆受空袭威胁的程度和人们躲避的方式与昆明有许多不同,限于本文的主题,未能多作引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们应该把空袭如何影响人们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纳入史学研究的主题,使史学的内容丰满起来。

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版),《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刊登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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