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的所提倡的辩证法原则。更确切一点说，“中庸”是儒家的方法论。当代的冯友兰先生就儒家将“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看做自己终生恪守的座右铭。可见，冯先生深得儒家要旨和精髓。前一句正是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抱负，后者则是儒家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中庸”作为辩证法，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的发挥。我们前面提及，《周易》中主要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多重的。二者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但对儒家而言，在对《周易》进行发挥和理解的时候，则是特别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从而形成了“中庸”的思想。
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意思就是说，射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我们所熟知的蒋介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儒家对“中庸”非常重视。《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深谙儒家“中庸之道”的君子。
据说，当年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但他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的而喜，也不因别人拍马过火而恼。不过，曾国藩的一个下属却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这个下属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地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番话让下属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汗淋漓！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唐朝的大将军郭子仪的。
据说有一次，郭子仪的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横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便冲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点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的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可谓一箭双雕。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认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也不会牢固到哪去。
上面这两个故事简直就是“中庸之道”的典型案例。对曾国藩而言，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又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国藩采用的是一种低调的冷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郭子仪的故事则说明：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要有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相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
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认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退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势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