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年前，一介书生放弃了大学优厚的待遇和优雅的环境，心中不忘恩师的教诲,走出象牙之塔,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办起社会化的文化教育机构,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社会化模式——这就是霍韬晦先生和他的法住机构。按照霍先生的解释，“法住”是“文化的永不死亡义”，因此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均应任持，明知艰巨，亦当“拍马向前”。
2012年，法住机构迈进而立之年。
霍韬晦先生生长在国家遭遇侵略，民族饱受欺凌的时代，更是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儒学游魂飘荡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在灾难中崛起，中国文化的涅槃中复兴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给了他刺激、激励和契机,他以仁者的智慧和情怀,以佛陀的慈悲和勇气在中国文化的风雨飘摇中如中流砥柱,在现实人间的荒芜榛莽中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路。
霍韬晦先生首先是一个思想家,他以自己和民族的生命体验提出“生命成长”之学，强调这一学问与西方知识进路不同，与别的民族宗教神秘的进路也不同，是中国、东方人源于天地宇宙的有理有情，生动活泼，生活实践的进路。并且围绕这一进路，展开了他和法住文化的各个层面。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继承了儒家的讲学、教育传统。但这种教育不是现在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为西方马首是瞻的知识教育,而是恢复了传统士人的私学教育理念、方法和理想追求；这种教育不是狭隘的学校教育,培养技能以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教育,而是恢复了传统儒家的社会教化,在霍韬晦先生带领下回归中国古代书院及古希腊学园之精神，自由讲学，师弟接引，从关怀生命开始，到关怀整个历史文化，到探求人类长久生存发展之道，以重建现代人的理想信念，开发性情，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加强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超凡脱俗,超越自我，造福子孙。具体途径是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到企业教育，由开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到研究院。课程以“生命成长”为中心，以“性情教育”为支柱，广摄不同领域，包括哲学、佛学、人文学、生命教育、心理、专业、语言、品艺、武术等多层领域，务求带领现代人全方位成长。他还出版书刊，创作性情歌曲、性情话剧(名为“诚剧”)，为现代人的成长提供多方面的精神资粮，锐意以传统的学问来解决现代人的生命困惑，使人的内在性情得以复生，让无数人和无数家庭，在这个价值虚无,道德沦丧,精神危机的时代中，重新体会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寻回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今天，“法住”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有人视为“持续的奇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可供参照的“新模式”，我认为这是儒学与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社会化模式。
霍韬晦先生走上这条道路是出于一个现代学人的人文关怀与理性追求。早在1990年，他就在出席台湾《鹅湖》及“国际中国哲学”主办的第一届“新儒学国际会议”，提交“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从生命和存在感受中发掘资源”，具体工作不妨“办学、办报、组织出版社、重建新礼乐、参予宗教节日、文化节日之活动，敬老祀祖、创建园林、表彰好人好事等，把儒家的价值重新植入社会。”这篇文章，可说是他决心投入建设新儒学事业的宣言。作为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他首先是学者、专家,从1988年到1994年曾经筹划主办过七届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后来他越来越感到学者们这样写论文,开会,争议,费时花力到底有多少意义,对中国、世界、乃至人类到底有多大影响,多少贡献?于是就减少主办和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主要原因就是他想所说不如多做,应该身体力行,躬行实践,为儒学开创出一条新路。
霍韬晦先生结合香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但是人文素养严重滞后的社会现实,结合现代西式教育知识化、职业化、功利化的弊端,致力于推广“后大学”教育，以弥补目前大学专业教育、知识教育之偏狭,?在职业之外提高现代人的文化修养，为此,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有关生命教育的课程，名为“喜耀生命”。这一课程继承发扬孔子的因材施教,禅师的棒喝对应等教学方法，抛弃学院式的教法，透过活动、反思、啓发、深化来进行，旨帮助学员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帮助学员解开生活上、工作上、感情上、心理上和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纽结,重新焕发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走上健康快乐的生活道路。“喜耀生命”课程的教育理念核心是“性情教育”。“生命教育一定要找到它的根，这个根就是每个人本真的性情。如果不去唤醒他的真性情，单是灌输知识给他是没有用的。”(《性情文化》第五期) “性情教育”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本质特征,是唐君毅先生对儒家教育一个正本清源的诠释,经过霍韬晦先生的发挥,认为中国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主体上都是性情文化。这种教育就成为一种生命教育、文化教育，爲了扩大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使更多的人受惠,所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即筹划出版《性情文化》杂志，但困难重重，直到2002年才得以实现。
霍先生对儒学最大的贡献是重新诠释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以性情学之立场主讲《论语》达十六年之久，认为性情学才是孔子的精神，也是教育之本、文化之本。同时指出：中国的政治理念为德治与礼治，而非世人所误认之“人治”。当代国人对“人治”的理解有偏差，把“人治”与“专制”同义看待，其实古代儒家的“人治”是贤人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毫不冲突。他以行动学的立场讲《孟子》，指出《论语》开发人之性情，《孟子》进而点明心性本善，人能成长，即在尽心知性知天。《孟子》更着意显发者，在践履工夫，以行动证成，这恰恰对治现代人困于繁琐的资訉，空有许多知识，却失去了动力的时代弊病。
在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基础上，他涉猎的范围几乎遍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诸多国学经典都能够提出自己的独到的理解,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不是纯粹学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而是注重国学经典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能够为现代人提供什麽帮助？能够解决现代人的什麽问题？如他以领袖学立场讲《易经》、《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及《吴子兵法》，对企业界的领导者有很大帮助。以天地学立场讲《老子》，以逍遥学立场讲《庄子》，对治现代人困于制度、规则、现实的心灵困惑与迷茫。以攻略学的立场讲《孙子》，用于商业社会，极有启发。佛学研究和修习方面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佛教思想现代化”的观点，主张佛教思想应与现代人生、现代社会结合，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使法住于世（《绝对与圆融》，1986年，台北）。在佛学研究方面，他提出“如实观研究法”，主张从历史、语言、文献、哲学、自身体会等多元进路，探讨佛典，以翻新佛教语言，重新立教；亦即建立“现代佛学”，具体成果见佛学核心概念之现代诠释（收入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1983年，台北）、《佛学》（上下册，为当代第一次精选佛教重要文献作现代诠释之作品，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明、清以来第一本译自梵文佛典。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还提出“生命佛学，以突破当代西方、日本佛教学者之知识佛学，使佛教智慧回归生命（参看《现代佛学》，1998年，香港法住出版社）。又提出以“如实观”观念为主线，建立新的佛教诠释系统（参看《如实观的哲学》，1988年）。重构禅学之实践方法，领导学员修习“自在禅”及“初心禅”。最后，他以“生命成长”概括东方儒释道三家之精神及宗旨，指出与西方之知识追求明显不同。
进一步，霍先生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他以“平面化思维”来概括西方当代文化的特点，包括知识之平面化、权利之平面化、价值之平面化、理想之平面化，指出西方之人权、平等、自由之观念，虽能建构民主制度，但对生命之追求缺乏体会，因此对民主制度之质素亦不能维护（《论民主政治平面化之危机》等，1992年，《世纪之思》）,提出优质民主的观念，以对应西方民主制度平面化的缺点。他指出西方文化的成果在知识，并把知识视为普遍价值，而把其余价值归诸个人选择，从而形成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必进一步走向虚无主义，导致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价值崩溃的虚无社会，人类前途十分危险。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只重消极自由之不足，佛洛姆之“逃避自由”实为“逃避成长”。对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福山、后现代思潮均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是“无力超升的世界”。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之根在理性思维,现今重视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甚至沦为颠倒的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指出今后人类的出路必须回归生命，回归东方人文主义，也可以说是新人文主义;现代人一味外向思维，必然愈走愈远。……一切文化必须重新回归生命，因此必须以新人文主义以对治“新野蛮人”（霍先生语，指西方带领下的现代文明，人已变成工具、变成动物，变成新野蛮人，但却比过去的野蛮人厉害，因为他们掌握知识、掌握科技，自以为理性，但偏偏不像人）的文化。
法住文化的重要特点是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自由性、现代性。没有政府的资助，体制内的资源极少，但却有任重而道远的承担。其成功的秘诀就是霍先生凭着一颗愿心与真性情，一路摸索，一路前行；霍先生凭着个人的人格魅力与道德感召,一路前行，一路创造。
逝者如斯夫,３０年的时光象河流一样流过去了，法住机构在太空中、地球上、在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行迹。
附记：这是2012年4月特为霍韬晦先生创立法住文化30年撰写的一篇短文，惊闻霍韬晦先生于2018年6月6日在北京逝世，特在《中和书院》公众号发表此文，以资悼念。——韩星2018年6月7日
痛悼霍先生：
仁者情怀智者思想性情教育开社会儒学复兴之路
佛陀慈悲菩萨愿行济世渡人道喜耀生命成长之境
后学韩星敬挽
2018年6月8日于北京
来源：中和书院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