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区里最令人内心震撼的地方，是犹太人纪念碑，高高低低有两千多块的石柱，高的有4米多，低的也近2米，离它不远处是倒塌的柏林墙和与它一步之遥的柏林被害犹太人纪念馆，这三处地方都位于柏林市中心，是市区商业圈中的黄金地段，但德国政府却舍得用来建纪念场所。它们似乎时刻在提醒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按理，德国人应该很有骄傲的本钱，因为它早已从二战战败国的废墟崛起了。作为欧盟的倡导国之一的德国，实际国土面积只有35万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广东省大），以其政治制度、科技和文化的影响力和第四大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成为欧盟的中心。
但是，在德国，从民众到政府都没有宣扬德意志民族是最聪明、最优秀的民族，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纳粹才会有这样的宣传方式，而纳粹是被禁止宣传的。他们的官员不会见人就夸“德国模式”，尽管这个模式已经被证明了很成功、有可持续性，感觉他们就没这根弦。也不见德国民众关注自己的国家是第四大经济体，国家多有实力这样的话题。相反，当我们对他们的官员和民众称赞他们在某方面做得好的时候，他们大都会说：我们的福利没有北欧的那么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绿色经济才刚起步，很多地方都要改善，又或者说，现在欧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而媒体几乎24小时、360度地盯着政府和官员，你几乎很难看到德国媒体一天到晚表扬他们的国家和政府，不挑刺就算是肯定了。他们的媒体人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的：记者的职业不是向权贵抛媚眼和对权力举手投降，媒体的报道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
德国的《基本法》（也就是相当于德国宪法）第20条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这个“社会的”，如果从字面延伸意义上来理解，是有社会主义和公平的意思。《基本法》规定：总理是由各个参选政党的主席，也就是一把手担任，总统只有象征性的权力。一个国家推行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定是离不开有着良好素质的民众，国民性的塑造怎么也离不开教育，所以不能不关注德国的教育模式。
到了德国，你根本看不到铺天盖地的教育公司和补习班招生的广告，然而德国的教育水平却是世界顶尖的，特别是它的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更是闻名世界。这里有条法规让我感到很奇怪：德国的《基本法》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Vorschule）。就是说孩子们在上小学前，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儿童进行所谓的学前教育，比如跳舞、体操、读书、绘画、钢琴、外语、奥数之类等等都被禁止。那么小学前的孩子在幼儿园学什么呢？根据德国专家杨佩昌的总结，大致是如下三点：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二、孩子的动手能力。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三、培养孩子的情商，特别是领导力。
德国的小学生没有什么功课负担，孩子们只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非强制性的，可以学习钢琴、绘画、手工和体育等有关素质修养的课。德国教育界的普遍观点：如果太早强行教授所谓知识，小孩子各方面并不成熟，没有思辨能力，最后变成背书和读书机器。另外，德国的中学对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是非常重视的。德国中学（初中至高一）的劳动技术教育课要学这些课程：一般由“劳动学课”和“操作课”组成，前者讲授生产劳动和就业的理论和知识，内容包括：劳动的含义（其中要讲到马克思的思想）、就业问题、劳动的法律（如违法的“黑工”问题）、生产、工序、工人的基本素质、安全保护、环保等等。操作课又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如有的中学7～10年级，必修内容包括：办公技术、制图、打字、财会、职业指导、销售（消费）。选修内容：缝纫、家政、电器类、护理类、商业类、管理类等。
另外，德国有8800万人口（其中600万为常住外国人），却有公立大学300多所。任何人在德国都可以上大学，因为德国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和推荐制度（老师推荐），通过了申请就可以上大学了，并且德国上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这样的福利也惠及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老师和家长并不会紧紧盯着名牌大学。初三和高中阶段，学校、家长和学生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制定进一步的教育，这样，会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技工培训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技校出来的毕业生的待遇不会比名校出来的待遇低，至少不会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因此，孩子们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学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获得很好的收入，这正是德国有最好的职业教育的根源。另一部分学生则可能读名校进一步深造。但是，能进去大学读书，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顺利地拿到大学文凭，在德国混文凭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只有老老实实并且勤奋努力才能毕业。曾经有从事出版的人想引进德国的大学课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德国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大学教材。教你的大学老师，会在开学的第一堂课里，公布很多该学科的参考书，考试内容也在其中，至于教授教什么，那是教授的自由和权力，教授只需按照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操守来做就可以了。如果你不认真读完那些参考书籍，还真没法完成考试，千万别指望有什么考试前的复习提纲。那么老师除了告诉你参考书，还教你什么？那就是学习的思考方式，自己独立思考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德意志民族向来以理性、务实和逻辑性强著称，我想，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培养出来的。
有着这样良好国民素养、又是一个实行民主选举议会制的国家，那么它的政府官员是否真的能做到奉公守法呢？因此，当我想了解德国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例的时候，发现还真不太容易，因为德国的官员贪污腐败被媒体揭发的例子实在太少了。不过，还真是有俩位高官违规了，一个是前总理施罗德，另外一个是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前者，是因为到西班牙公干，让其夫人顺便搭乘了政府的公务飞机。这下可让媒体揪住了，媒体质疑，你的夫人又不是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怎么可以这样假公济私占公家便宜呢。没办法，强硬的施罗德只好乖乖地补交了夫人搭飞机的机票钱，说来也不多，不过是3700欧元，这总理当成这样。而前部长先生犯的错，在我看来也没有多大的事情，一没跟富豪去吃大餐，二也没有把手伸到不该伸的地方弄钱。只不过，用了政府的公务信笺为其做建材生意的小舅子写了封推荐信，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了，媒体纷纷以此作为他以权谋私的证明，甚至还说用了政府的信笺，就是贪公家的便宜，一定要他下台，结果他只好被迫辞职收场。我有些在德国经营葡萄酒庄的朋友，我曾经问过他们，需不需要送些好的葡萄酒给当地的高官，搞好关系，联络感情。他们以为听错了我的问话，很坚定地说，他们是不会干这种犯罪勾当的，因为贿赂政府官员也是一种罪，你真要送，人家也不敢收。在德国，商人根本无需去讨好政府的官员，所有的政策法规，经商的手续都是透明的，你奉公守法，谁也不会眼红你挣的钱，也没有哪位政府官员会去敲你的竹杠。
德国并不是一个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中低级公务员（相当于中国的科级至司局级）的薪酬大概也就2000多欧元到3000多欧元之间，在德国这样的工资收入勉强达到中等水平，但是为什么德国的贪官会如此少？当然，媒体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而依法办事更是不可或缺。德国的《基本法》，可不是用来看的，它有神圣和不可僭越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德国，作为政府官员手中可寻租的权力资源实在是太少了。首先，官员没有特殊权力，也不制定政策。所有的行为都得按《基本法》规定地去行事，很多政策都是通过议会审批，而这些政策出台之前会经过多次的辩论，并通过电视向国民播放全部过程。如果有公民对此感兴趣的，也可以亲自去议会听辩论会，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所以，德国不会有靠领导拍脑袋就可以出台政策和措施的情况出现，也没有可能出台有利于自己小集团利益的法规。即使某位素质低下的官员想贪权，你看还有多少可贪的余地，本来就没多少权力。其次，德国的官员手里没财权，想花钱，找议会批。而议会的预算都是透明的，拨款也是要通过听证会。从它那里批了钱，到年底时就要交待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用的？
此外，政府想随便乱花纳税人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有至高无上的《基本法》管着，二有议会监督着，三有反对党看着，四有媒体盯着，五有无孔不入的审计官（审计官也是独立的，不受党派和政府官员控制）查着。偶然有个别没德行的人想当贪官，也难打这样的坏主意，因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贪不到多少钱，还丢掉工作进牢房，一辈子都完了。第三、德国的官员没有超越国民的社会待遇，没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第四、德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不会受制于任何党派。
早听德国的朋友说过，在德国，做公务员和从政的人，大都是这两种：一种是真的有政治抱负，希望通过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另外一种，就是能力很一般，图个安稳的人才去做公务员，因为在大公司和大科研机构工作的薪水和待遇远高于公务员，或做个小商人也比做公务员的收入高。这样，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社会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果当官、当公务员，比做学者、商人、教授、发明家要好得多的待遇、又有权力可寻租，政府里挤满了所谓的精英，都朝着升官发财的路走，其他的行业又如何能发展呢？社会又何来公平可言？
在德国，你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人们不会对政府官员有过多的赞许，也不会对领导人膜拜，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我曾经问过一些不同职业身份的德国人，如何评价他们的政府高官，结果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领导人是Nothing，言外之意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职位，而是要看他们都为老百姓干了什么。他们普遍认为，领导人在任期内把工作做好是职责本分，老百姓无须对此感恩戴德，如果他们干得不好，就该被批评和问责，下次大选，肯定不会再投票给他们所在的政党了。难怪现任总理默克尔女士那么能干，兢兢业业，私德也不错，可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多感谢她，原来那都是她应该做的。
现在德国的很多市政系统和设施有不少是希特勒时代的，特别是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纳粹德国在上台之前和之后，当然都做过一些好事，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听他们的呢？正如德国人民说的，对于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第三帝国，无论他对德国民众做过多少好的事情，但就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实行独裁统治以及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别国的侵略，无论如何，都不可饶恕，永远都罪不可赦。
提到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就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理性的民族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大独裁者？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造就了他？当希特勒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为什么那么缺乏理性和常识的理论却又有不少市场？
1871年才从二千多个封建王国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得益于这个国家高度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强。另外一方面，却还依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体制依然发挥强大的作用，专制主义与“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思想的启蒙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德国在出现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更多有影响的思想家。因此，在这样刚从封建专制主义脱胎而来的新的德意志，在思想启蒙还未开始，而其它的领域却又发展迅速。此时的德国就像一个头脑简单，体格健壮的“野蛮巨人”。
希特勒当然明白要把他那些种族灭绝和独裁的理论灌输给国民，必须有一套愚民政策。而负责这个政治教化任务的人就是戈培尔。戈培尔1921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和写作，特别是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他靠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护第三帝国的体制。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3月13日戈培尔由纳粹党宣传部负责人身份出任新设立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与“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戈培尔的控制宣传的手法很多：“反犹”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在柏林和几个重要大学城进行焚书活动时，他是这样说的：“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将佛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毁，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并且推动抵制犹太商店、医院、律师。同年4月7日再通过公职服务法规定非亚利安人种不得担任公职，
同时开始清扫各领域的犹太人。戈培尔经由兼任新设立的全国文化院院长、在宣传中不断攻击“颓废艺术”、孤立犹太艺术家，有系统铲除犹太人对德国文化生活的影响力，并且买下最大的电影公司UFA，终于将所有媒体和艺术团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
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在这样宗旨指导下，他所领导的纳粹新闻媒体部门的作用就是专门发布自己编造的谎言、新闻封锁、舆论控制、欺骗民众、制造谬论、鼓吹战争。根据纳粹政府宣传部的规定，当编辑必须政治条件合格，忠于纳粹，而且还得符合种族条件（清白的雅利安人）。每天，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门都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不按规定执行的记者和刊物都会受到惩戒。当时的媒体天天都被规定报道的内容，结果是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而这个指令，却又荒唐地作为国家秘密。当德国轰炸伦敦时，所有的德国民众都相信纳粹的报道，他们认为这次大轰炸没有任何平民伤亡和平民设施被毁，被炸的都是军事设施，为什么？因为，所有新闻传播渠道都被封锁了，民众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获得外界的信息。你只能看纳粹宣传部门的报纸和听他们的广播。最终，在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第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把理性和内敛的德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好战的、残忍的民族。最终的结果，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经济差不多要崩溃了，死伤过百万人。
施佩尔写到他在纽伦堡审判时的最后的发言：“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依靠诸如无线电和有线广播之类的技术工具，可以使八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单就通讯工具就使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地进行工作。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第三帝国内幕》，P580—581）
可以告慰那些亡灵的是：今天的德国，它早已吸取了历史教训，那些恶魔绝对没有阴魂不散的“还魂”机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新闻媒体和文化教育来进行愚民和奴化，因为德国已经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民主的、社会的国家了。因此，戈培尔、希特勒们永远都不能再超生！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强国，它的基石就是一个个有着理性和自由思想，并且有着独立人格的公民。如果这个国家，其大多数国民是反智、反理性和缺乏基本常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国家的幸运，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点似乎更值得深思。
出处:《随笔》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