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启蒙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所阐发的哲学思想是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把欧洲17世纪的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启蒙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影响深远，就在于它突出了社会哲学，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哲学，充分显示了人类的反思精神和启蒙精神。其战斗的无神论和典型的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不仅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先导，而且对德国古典哲学和19世纪初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成都有积极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也提供了理论前提。在这场运动的发起和后来的发展中，让·梅叶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
让·梅叶，法国乡村的一位低级神甫，以其不朽的著作《遗书》向18世纪初叶宗教神学和神本史观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下以国王为首的僧俗统治阶级的暴政、私有现象、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不平等现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劳动人民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以此为基础，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实现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公社的理想蓝图，从而成为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第一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思想，都是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然而，由于梅叶思想的激进曾经令伏尔泰都“感到发抖”，受到当时的反动派的扼杀和迫害，即使后来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梅叶的思想的重视也只是重于其反宗教方面，而刻意回避其社会革命理论，这样就导致了梅叶的思想长期地被埋没。西方哲学史对它长期忽视或“忘却”，中外学术界对梅叶的思想尤其是其社会历史观研究的更是不够。
《遗书》一开始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社会。1762年，伏尔泰才将其反宗教的内容整理出版，直到1864年，《遗书》才得以全文在荷兰出版。1925年，苏联出版了第一个俄译本，随后，苏联学术界才对他有较多的研究。在我国，长期以来，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对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对梅叶的研究也不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才逐渐恢复了梅叶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第一人的应有历史地位。但从整体而言，中外学者对梅叶的研究都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梅叶作了专门的研究，也只是将某一个方面思想抽象出来评述，缺乏全面的论述，而且大多也是局限于对梅叶的反宗教思想和反封建专制思想的论述。本章试图在18世纪法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环境中，在整个法国启蒙运动的框架下，对梅叶的社会历史观作一番梳理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