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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17世纪欧洲的人们都相信一件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天鹅的确都是白色的。
直到1697年,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人们才知道以前的结论是片面的——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见到第一只黑天鹅,对于鸟类学者而言或许是个很有意思的惊喜,但这并不是发现黑天鹅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了我们的认知是多么地具有局限性——虽然你是在观察了几百万只天鹅之后才得出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但只需要另一个发现就能将它彻底推翻。对,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只黑色的鸟,尽管有人说它并不好看。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是一个科学命题。康德说,所有的科学命题都应该是全称命题,否则就没有意义。比如,如果我们说“有一部分天鹅是白的”或者“有一些天鹅是白的”,就仅仅是在说明、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表达一个科学论断。因为,这样的命题不能称之为理论。能称之为理论的,都应该是概括性的,而不应该是限定性的。
我们是如何得出一个全称式的科学论断呢?
休谟告诉我们,所谓科学的论断都来自经验的归纳。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生活在17世纪欧洲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所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我们今天看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明天又见到一只白色的天鹅,久而久之,我们发现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但问题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论断是得不到验证的。尽管我们曾经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是否还有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除非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能找到,而且知道它们都是白色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休谟说,所有的经验归纳都是由有限推导无限,由已知推导未知,根本无法保证我们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比如,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的天鹅之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就不攻自破了。
后来,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真研究了休谟的“白天鹅悖论”。他承认,休谟对经验归纳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他同时又指出,休谟将“证实原则”视为科学理论的标志是错误的,只能将科学的发展引向歧途。其实,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经验虽不能通过个别命题而证实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因为任何个别只要与一般概括不相符,就可以推翻全称命题。例如,经验虽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的普遍性命题,但却能通过证实“这只天鹅是黑的”或“那只天鹅是黑的”,而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证实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归纳法不能保证前提的真一定会传递到结论上去;证伪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种演绎推理,是一种否定后件的推理,结论的假必定会传递到前提上去。它所采用的是演绎法,用符号来表示就是:如果甲,那么乙;由于非乙,所以非甲。
由此,波普尔认为,科学的任务不在于提出精确的科学论断,而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再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这种检验,不是为了证实理论以提高假说的概率,而是提高假说的可检验性,增加经验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