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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报道中国疫情,西媒一边无限转进,一边以快打慢

  

   在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阴影笼罩之下,西方各国纷纷收紧边境政策。 2021年11月29日,BBC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冠疫情:什么样的政策能带我们走出困境》的文章,以新加坡与以色列为例,反思了“与病毒共存”策略的代价。

   而在不久之前,西方主流媒体的态度还是在质疑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认为这将使得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比如在10月底,《纽约时报》的一篇涉华疫情报道的标题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还在坚持病毒清零政策?”但到了11月30日,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改口,承认中国的“清零”政策取得了成效。

   BBC与《纽约时报》的“后退”——或者用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喜欢用的说法:“转进”,只不过是近两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华疫情报道的无数次尴尬“转进”之一。但有句俗语说得好: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只要西媒对自己的“无限转进”不感到尴尬,尴尬的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于是,这种“无限转进”就可以实现“以快打慢”,在“舆论战”中发挥出独特的威力。

   一、走不出“中世纪”的中国

   西媒“转进”的起点,是对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报道。当时,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中世纪式的”(medieval)。尤其是西班牙某报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题为“重返中世纪?”的评论,称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发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对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体对略萨的评论进行了报道。

   “中世纪式的”一词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信息。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在召唤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更是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来塑造中国形象:封闭、黑暗、专制,权力的行使充满恣意,又常劳而无功,缺乏尊重个人权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独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导乃至拯救。

   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并非晚近的新发明。在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出现魁奈和伏尔泰等一系列“慕华”思想家,在魁奈所属的重农学派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还曾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礼”。而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王权的思想家更为不安,一些人着手批判波旁王朝心仪的中国典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归入最为恶劣的“专制主义”(despotism)行列;卢梭在著作中也屡将中国作为负面范例。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避免中国的组织方式,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其实并无兴趣深入求证。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欧洲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中国除了人口持续增长之外,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都没有突破性的变化。欧洲精英的文明自信迅速提升,而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更趋负面。从黑格尔到托克维尔、穆勒,中国都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古老帝国,只有外力才能推动她发生变化。

   “中国停滞论”经常被人引用,以加强将中国归入“半文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论调,从而为打着“文明教化之使命”旗号的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东西方列强毁灭了朝贡体系,从中国获得大片领土割让,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以中国不够“文明”为由,在中国确立领事裁判权。大量西方商品涌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和艰难生长的现代工业形成沉重打击。

   近代日本吸收并内化了欧洲的“文明等级论”,其学术界、思想界不断论证,中国因过于落后而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需要日本加以引导乃至拯救,这甚至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旧邦新造”历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孱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受到世界冷战格局等影响,中国长期被西方政界和媒体“指定”扮演“反派”角色。这一“人设”长期延续。

   基于此,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任何正面信息时,总是加上一些负面内容:可以承认中国取得一些进步,但同时暗示中国的任何进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与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会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与秩序模式靠拢。

   然而,近年以来,许多欧美的决策精英陷入了一种焦虑:中国的国力不断增长,但并没有因此而向他们所倡导的道路与制度靠拢,这非常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教师爷”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讲课”的效果。

   如此,在武汉成为全球疫情第一个“震中”之后,西方主流媒体给中国贴上一个“中世纪”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达这样一种“舒缓”的心情:中国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而是被打回了“原形”。

   二、“无限转进”的轨迹

   然而全球新冠疫情讯息万变。疫情迅速成为对全球每个国家的“大考”,谁也没想到中国拿出了优异的考试成绩,谁也没想到欧美的疫情应对是如此拉垮。主流西媒这个月定的调子,经常到下个月就无法解释现实了,于是被迫不断“转进”。

   ——《纽约时报》在2020年2月评价中国应对疫情的封城方式是“中世纪式的”,但到3月份,意大利也宣布封城了。《纽约时报》却绕开medieval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赞扬意大利的勇气,可谓毫不脸红地搞“双标”。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而欧美正处于疫情高峰。许多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抗疫取得显著成果。但是,它们又强调,与中国大陆制度不同的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取得了不错的抗疫成果,说明“自由民主政体”也能够取得抗疫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在西媒中的形象一直比较不稳定,根据现实的需要,有时候被归入“威权政体”范畴,有时候又被归入与西方主流相近的类别。

   可以发现,在报道中国抗疫实践时,这些媒体总是侧重强调各种措施的严格和强制性,而不去全面报道中国巨大的检测能力、疫情追踪能力、物资生产能力以及民众对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参与。BBC后来拍摄纪录片《重返湖北》更是故意在镜头画面加上灰黑色滤镜,以制造一种极其压抑的气氛。

   然而进入2021年,台湾地区抗疫一度“破防”;韩国疫情出现严重反复;新加坡干脆放弃了溯源和清零,选择了“与病毒共存”;以色列在推广疫苗接种之后,也自信地打开国门,以为可以控制住疫情,但疫情很快出现回升。

   只有中国大陆在面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体袭击时坚持“动态清零”目标,经过一个月,重新实现本土新增病例清零。尽管2021年9月以来全国多省市区出现小规模疫情,但“动态清零”的目标与信心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此情况下,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继续“转进”:承认中国大陆有能力实现“清零”,也默认那些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很难实现“清零”。于是,西媒的话语策略就变成强调中国大陆付出的经济代价和个人自由代价过大,如果长期不开放国门,会导致被国际孤立。

   然而,中国大陆“动态清零”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经济代价呢?两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印度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做到“清零”,导致许多工厂因为集体感染而无法开工,大量订单因此转向了中国大陆。两年以来,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全球地位是进一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的差距是进一步缩小了,而非扩大了。这笔账是可以客观计算的。

   至于谈论个人自由的代价,更具有话语策略的意味。实际上,在不断“转进”的过程中,许多欧美国家政府并非不想“清零”,而是在进行各种尝试后没有能力“清零”。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痛批那些不遵守防疫措施的人:“有的人认为自由应该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但我认为自由不应该是感染他人的自由,不应该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还说:“为了保护他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人,我们应该自由地、团结地作出让步,放弃一些娱乐和方便,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但因为政府的许多防疫措施得不到民众的配合,于是疫情得不到控制。接下来,媒体将被迫接受的一种结果,包装成自愿的选择:我们之所以不“清零”,是因为我们尊重个人自由。这可以说是维护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话语策略。

   在2021年11月南非发现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体之后,欧美各国纷纷收紧边境政策,一些国家甚至“一刀切”拒绝所有外国人入境。在这个时候,以BBC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不得不改口,不再大力鼓吹“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相应地,如何评论中国,再一次成为难题。而从BBC的反应来看,其评论最后采取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基调,对中国的论述多少有点“实与文不与”的味道了。

   至于更为微观的“转进”,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疫情爆发早期,一些媒体宣扬中国向美国与非洲传播了病毒,最后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极少数病例很早就得到了隔离,引发传播的病例大部来自欧洲与中东。

   许多媒体传播了特朗普政府传播的关于病毒起源的恶毒谣言,事后也只是轻描淡写,装作自己没有传播过。一些媒体黑中国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而当本国也开始建造类似的方舱医院的时候,就哑口无言了;指责中国的“健康码”侵犯人权,然后很快看到本国政府推行类似的“健康通行证”政策……

   不管怎么“转进”,绝大部分西方主流媒体都心照不宣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做法是普遍的做法,根本无意改变其对华报道的灰暗基调。如果能够在中国的防疫做法中找到“黑点”,必然放大无数倍来呈现;如果实在找不到什么黑点,就宁可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也不说一句赞扬的话。真可谓:原则清晰,立场坚定。

   三、关于“普遍性”的话语斗争

   为什么在一个信息传播如此便利的时代,许多欧美主流媒体仍然坚持给涉华疫情报道加上“灰黑滤镜”?关键似乎并不在这些媒体是否实践了自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给涉华疫情报道加“灰黑滤镜”,本质上是维护欧美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内在需要。

   如果承认中国在不改变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建设一个繁荣、发达的现代国家,那就相当于承认可以用很多把钥匙打开同一个锁,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钥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它们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教师爷”地位。这对于一些“好为人师”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更何况,这绝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感情问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维持自己的“教师爷”形象,关系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如,许多欧美奢侈品是在中国代工,其生产成本低廉,超额利润主要靠品牌溢价,而这种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营销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溃,就可能会向着成本价直线跌落。

   至于金融资本的运作,更依赖对于人心预期的操控。如果人们对于美国的未来信心下降,美元的霸权也就会加速失落,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球“韭菜”的常规操作,也就日益难以运行下去。

   因此,疫情爆发以来,欧美政界与舆论界很多精英人士思考的根本不是联手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是时刻绷紧政治斗争这根弦,把抗疫想象成捍卫其固有的道路与制度普遍性的斗争,一定要阻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在疫情持续期间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之所以对中国要“严防死守”,据说是因为中国的政体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是天生有“原罪”的“威权主义”,所以中国越发展,就越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界定的“世界和平”。但是,沙特是专制王权统治,美国与其多年亲密合作;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了,

叶利钦按照美国顾问意见推行“休克疗法”,美国仍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可见美国还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使用意识形态工具。

   将政体形式作为“普遍性”象征标记的话语在“冷战”时期登峰造极。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冷战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却从未终结。在美国,接连掌权的两届总统(特朗普与拜登)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冷战时期成长,在利益需要的时候,祭出冷战话语毫无障碍。

   但是,给涉华抗疫报道加“灰黑滤镜”并不断“转进”,今天之我打昨天之我的脸,明日之我又打今日之我的脸,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呢?

   这种做法让公共舆论空间充斥诸多垃圾信息,对于欧美国家的决策精英实际上具有某种“催眠”作用:它未能全面传递中国抗疫的经验,阻碍了西方抗疫人员及时从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汲取有用知识,阻碍了决策精英做出更为全面的决策。

   这对于欧美社会自身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比如说,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强烈建议世界各国推广戴口罩,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却不以为然,有的甚至还加以嘲笑。美欧两年来官方统计的新冠死难者就高达两百万左右,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闭目塞听带来的代价之沉重。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欧美很少会有人认识到乃至承认这种损失的存在。甚至对于很多决策精英来说,防止中国被西方社会视为普遍性知识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更重要的政策目标。而西方民众在过去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的负面“人设”,西媒频繁“转进”,让中国保持原有的“人设”,防止民众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在民众情绪波动较大的疫情持续阶段,更具有重要的“维稳”意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与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中都富含这样的制度思想——它对用静态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会认为某种特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也不会作茧自缚,让自己陷入一旦承认其他制度的正当性就会导致自身制度丧失普遍性的思想困境。

   普遍性在于秉持“中道”。《中庸》有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而要做到“时中”,需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自我调整。《周易?系辞》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中国革命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继承了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而革命战争锻造出来的新制度更是强调治理方式与具体的时空条件的匹配,强调准确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简而言之,中国的治道从来不会将“普遍性”寄托在静态的制度结构上,更不会对某种静态的制度结构的全球推广有什么传教式的狂热。我们可以坦然承认,中国的具体治理方式只是世界上无数治理方式中的一种,甚至还会善意地提醒其他国家,对中国治理方式的借鉴要看具体的社会条件。

   对中国而言,如何达致“时中”的智慧,要比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种种具体的制度和治理方式重要得多。不加“灰黑滤镜”或“美颜效果”,不陷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报道和研究各国的抗疫经验,恰恰是达致“时中”的内在要求。

   讲述如何达致“时中”是困难的,而用某种静态的制度结构作为“普遍性”的标志,却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不探索以更为简明的方式讲好“时中”的故事,就可能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无法扭转受简单粗暴的“普遍性”论述压制的局面。

   四、“以快打慢”与“积极遗忘”

   尽管主流西媒拒绝将中国视为普遍性知识的来源的报告与评论方式,在其国内具有实践上的消极后果,但从短期的“舆论战”的角度来看,西媒“无限转进”,在针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上未必是失分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西媒在时势的变换之中,“出招”的速度远快于中国言说者的回应。它的“拳法”也许是凌乱的,它的论述也许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在单位时间内“出拳”更多,制造了更多信息和话语的泡沫,充斥着国际舆论界,甚至影响了许多与中国有紧密合作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

   通过“以快打慢”的策略,进攻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攻击同一个目标,以探索有效的进攻点——比如说,在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实践的时候,不是关注中国的严格防疫究竟避免了多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是最终将镜头聚焦于个别防疫人员对于宠物的简单化处置,从而渲染中国抗疫实践的肃杀之气,防止本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抗疫方式产生肯定和向往。

   在某种意义上说,“无限转进”和“以快打慢”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强调“快”,要求在短时间之内做出明确判断,所以它经常把话说得过满,没有给自己留下解释的余地,时势变化之后,只好装作自己没有说过之前的话,重开一局。

   “以快打慢”的代价就是经常需要“积极遗忘”。但只要受众是健忘的,只要报道者和评论者在后续的报道和评论中始终关注如何顺应受众的情绪,这种策略似乎屡试不爽。

   对于中国的观察者而言,我们从小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充满“积极遗忘”的“无限转进”。但是,国际舆论形势瞬息万变。在表达我们对于“无限转进”的基本态度之后,我们是否也能够从西媒的“以快打慢”中获得某些启发,从而思考中国的话语回应如何才能“快起来”呢?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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