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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渡口的信义传奇

一个渡口,一句承诺。为报答在困境中收留并关爱过自己的村民,万家的4代人百余年来在深山摆渡,风雨无阻,分文不取,百年义渡,默默书写着感人至深的信义传奇。

为乡亲摆渡16年里,69岁的船工老万从未收过一分钱

车出湖北省建始县城,蜿蜒向东南22公里,记者来到与恩施市交界的三里乡大沙河村的大沙河渡口。

老万,过河!”“喔——”听到对岸喊渡声,一位脚蹬布鞋、头戴灯草绒帽子的老人,从岸边一座小石屋中快步而出,解开了船绳。竹篙轻点,小船一个漂亮转弯,轻盈地掠向对岸。

这个摆渡的老人就是万其珍。今年69岁的万其珍,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老万”。从1995年年初接手大沙河渡口以来,万其珍每日坚守在此,方便着无数过往的村民和旅客。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老万就起来了,简单拾掇一下自己,再为孙子烧好早饭,便匆匆赶往渡口。等到天蒙蒙亮,早起的村民到达渡口边时,老万早已准备就绪,等候在岸边。到上午9时许,来往两岸做农活和走亲戚的村民,往往已渡了10余趟。这时候,老万会从渡口边的小石屋里搬出一把竹椅,静静地坐在渡口边,稍事休息。

大沙河渡口宽约200米,最深处水位超过50米,摆渡一趟要10余分钟。平素摆渡,一天下来至少来回60多趟。别说69岁的老万,就是对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说,包揽这渡口艄公的活儿也绝非易事。

大沙河村有278户,1000余人。渡口对岸有村里80多亩耕地,占了全村耕地的10%。平时,很多村民要到对岸干农活,再加上过往的外地人,经小船过渡口的人一直很多。

4年前,万其珍的老伴过世。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儿媳也在外打工,老万只好一个人住在大儿子家,边照顾念书的小孙子,边守着渡口。

儿子家离渡口有2公里山路。农忙季节,因为担心回家吃饭会影响村民过渡,老万总在渡口候着,每天只顾得上吃两顿饭。中午饿了,他就在渡口的小屋里烧土豆或红薯当饭吃。这样一直忙活到傍晚六七点钟收工,回家吃过晚饭,老万再匆匆赶回渡口守夜。

“晚上常有晚归的村民要过河,我走不开。”老万憨憨地笑道。

16年来,老万自己都不知道,他船来船往地渡过多少人。但有一件事,他却从不含糊——无论谁坐船,坚决不收一分钱。

2006年,恩施州开始为全州100多位船工统一发放每月540元的补助。这笔钱,并不足以贴补船工家里的日用。于是,恩施州百余个渡口的船工,一般都会收取几元钱的摆渡费用。可老万掌舵的大沙河渡口,从来是个例外。

万家百年义务摆渡,源自祖上的承诺

“坚持义渡,是万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承诺,决不能食言!”老万斩钉截铁地说。

1995年,在老万从叔父万术荣手中接过船桨之前,他的家族已经在此接力义渡了近120年。

1877年,清朝光绪年间,为逃兵役和水灾,万作柱等几户万姓人家,从江汉平原逃难至建始县,定居于地处鄂西深山的大沙河畔。初至大沙河畔的万姓祖辈,被当地世居的乡邻们宽容接纳,并领受其接济之恩,得以开荒拓土,安家落户。为报答乡亲们的这份情谊,眼见两岸乡邻为大沙河所隔,万作柱与家人商议,决定卖掉家里的几头肥猪,建造一只能载10人的木船。万作柱向乡亲们承诺:今后,万家将义务摆渡,分文不取。从那以后,万家人站立船头撑篙行船的影子,深深印刻在大沙河的一湾碧水中。

许下承诺并不难,难的是坚守。然而,万家人做到了。

1925年夏天,年迈的万作柱病逝前将儿孙叫到床前告诫:“义渡是我们家答应乡亲的,你们要继续下去。”那以后,长子万术材接过磨得发亮的篙杆,继续默默地为乡亲们义渡。后来,万术材因病,又将篙杆交给了弟弟万术荣。

那时的大沙河南岸有16户村民,翻过山,还有四方井村和金龙观村两个村子,村民们一天过河往返不下50趟,摆渡者不能长时间离开渡口。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掌舵渡口的万术荣干脆睡在岸边的岩洞里,搞个铁钵钵,烧火煮饭吃。

“山洞里潮,谁愿意住?那几年他的日子过得苦啊。”说起当年的万术荣,村民崔祝清感动地说,“每天早上8点之前,他肯定已经吃完早饭等在河边。无论白天晚上,他随叫随到。有时候他一口饭刚扒在嘴里,有人过河,他放下碗就往渡口跑,从没不耐烦。”

后来,因感念万家的好,大沙河村的乡亲们聚在一起合计,决定在渡口旁分出一块近6亩的田,交给万术荣就近耕种,也算是对万家的补偿。

与渡船相伴15年后,1995年,73岁的万术荣倒下了。临终前,万术荣将53岁的侄子万其珍喊来,将义渡的任务郑重托付给他。

“义渡是我们家答应乡亲的,你要接下去!”多年以后,万其珍仍一字不差地记着叔叔嘱托的这句话。

承诺了,就要负责到底。在万家几代人眼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原本在外打工的儿子,如今已接过年迈父亲的班

16年来,只要没有病倒,万其珍的身影从未在大沙河渡口“缺勤”过,他也再没有去过自己年轻时最喜欢去的、离渡口仅仅22公里的建始县城。16年里,他日夜守在渡口,只要有人喊渡,他总会及时出现在河岸边,紧握船篙,一桨一桨地划,一船一船地渡。

这么多年来,两岸的村民已离不开万家手中的船篙,而69岁的万其珍,也无法割舍这份平静的摆渡生活。2008年,他不慎摔伤了手和腿,两三个月里都不能下床活动。

记挂着渡口,躺在床上的万其珍心里那个急啊。打电话,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都因签了合同没法分身。大儿子万芳权虽然很快请了假,回家照顾父亲,但过不了多久还得赶回去继续做工,不能接替摆渡。老万叮嘱大儿子去找个外地会划船的渡工来帮忙,就算每个月贴钱,也不能让渡船停下来。

“后来我找了个渡工,每个月给人家800元钱,做了2个月。那个时候,真的划不来啊。”当时,万芳权对父亲的决定,感到很无奈,“没办法,摆渡这是个苦差事,工资给低了,根本找不到人干。”

万芳权临走前,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爸,今后做这个事还吃不吃得消,不行的话,咱们就算了吧。”听到这话,躺在床上的万其珍慢慢地摇了摇头,眼神里却满是坚决。万芳权的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硬生生忍了回去。打那以后,万芳权再没跟父亲提过这个事。

从2008年那次摔伤后,万其珍的左腿会时不时地疼,精力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他找来大儿子万芳权,认认真真谈过几回“接班”的事。然而,对闯荡过外边世界的万芳权来说,要从此在这个小山村做个默默无闻的船工,不是件容易接受的事。再说,义渡的那份微薄补贴,对于39岁的万芳权来说,真的没什么吸引力。这些年,村里大批年轻人坐着父亲的渡船,过了河,走向县城,走向更远的地方。万芳权确信,与父辈时代不同,他身边的世界正变化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彩。越是有这份确信,万芳权的内心就越不甘,越挣扎。

直到2009年的春节,一件小事改变了万芳权的想法。

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渡口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中午,万芳权去渡口给父亲送饭,看到正在河面上摆渡的父亲,摇起桨来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小船靠岸后,父亲招手示意万芳权靠近,悄悄对他说:“我右边膝盖有点酸痛,你来帮我渡几趟。”万芳权心头一酸,二话没说,就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船篙。船篙上还留有父亲手心的余温和汗渍,万芳权别过头,眼泪“哗”地淌了出来。

那天午后,没人过渡的时候,万芳权和父亲在渡口边坐了很久,什么话都没说。离开渡口回家时,老万轻轻对儿子说了一句:“只要还有人要过河,我就希望能把这义渡坚持下去。”

那个春节过后,万芳权没有再出外打工。

如今,万芳权已接过父亲的班——船主执照、渡工证件等登记手续,都从万其珍变更成了万芳权。

当被问到接班的问题时,万芳权爽快地说:“父亲常对我说,干就干好一点,对乡亲们好一点。他撑不动了,还有我;我撑不动了,还有我儿子。等我撑不动的那天,或许村里就有了大桥,不需要摆渡了。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承诺,我一定会讲给万家的子孙听,让他们不管做什么,都要信义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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